《望东方周刊》记者姜志鹏、张瑜/上海、北京报道
富人纳税三人行
国企领导的职务消费受到“阳光豁免”
个税设计的主要理念是高收入者多纳税,以促进社会公平防止贫富分化。现实是否如此呢?
《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了三位“高收入者”代表,他们各自的身份都广受公众关注:政府官员、国企领导、民企老板。
政府官员:告别暧昧
在30多年前,拿到人生第一笔工资——6块钱的时候,郑毅(化名)没有想到,在2008年的时候,他每年的收入能达到14万,光个税每年就要缴6800元。
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郑毅和他的战友们,还没有听说过任何“个税”的概念。在当兵的前三年,郑毅的工资仅仅以每年1元的速度递增,“第一年每月6块,第二年每月7块,第三年每月8元”。
后来在部队提干后,郑毅的工资真正地上了两位数,“开始的时候,是每月55.5元,后来提成了22级干部,工资涨了7块钱,那时候已经是个很不错的飞跃了。”
1993年,郑毅从部队转业来到了上海,“每个月961元,无论在家乡还是在上海,都已经算是高收入人群了”。
也就在这一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于当年10月31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税法〉的决定》。
1994年1月28日,国务院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税法实施细则》,从1994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主要内容之一,除了将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个人所得税,使中国个人所得税制步入规范化轨道之外,800元的个税起征点也正式确立。
这意味着工作了20多年之后,郑毅终于开始要为自己的工资“缴税”了,但是,“说实话,还是没什么概念,我记得以前拿多少工资,却不清楚自己到底缴了多少税”。
2000年以后,郑毅职务的提升使他获得了几次涨工资的机会,从每年3万涨到4万,再从6万又涨到了9万,但这段时间,虽然工资比1993年的时候涨了好几倍,郑毅对个税的印象,反而更加模糊了。
因为在2003年之前,郑毅的收入除了基本工资外,“每年工会补贴就有两三万,单位福利也有几万块,另外还有很多补贴,就连婚丧嫁娶,也都有补贴可以拿”,但是,除了基本工资外,其他的这些收入都是不用缴纳个税的。
那时候,由于浦东开发正处于高潮阶段,所以浦东官员的薪资水平也是最高的,“那时候,一个市级单位的副局级干部算过,这些所有项目加在一起,他每年的收入大概有23万左右。”郑毅说。
2003年,上海开始在市级机关推行了一项名为“阳光工资”的改革措施,2004年又开始在区县一级推行。
“阳光工资”,就是对机关工资外收入进行统一管理,“清理整顿机关津贴、补贴、奖金,规范公务员收入”,也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公务员的津贴、补贴、奖金等众多“隐性”收入开始处在“阳光”下。
2008年,年逾50的郑毅已经是一位副局级官员了。收入提高的同时,“连电话费报销的钱都要打在工资单上”的阳光工资制度,使他终于对自己的个税缴纳有了确切的认识。每年14万的阳光工资中,郑毅一共要缴纳6800元的个税。
从每月工资只有6块钱的新兵,成为如今快要退休的副局级官员,郑毅对于个税的心态更多的体现出一种“历史感”:“我们这一辈人都是苦过来的,如今要缴很多税,其实就证明这辈子不错了。和年轻时候的艰难相比,现在更多是一种满足感,哪还在乎交多少税呢?”
“阳光工资”,对于郑毅来说,接受起来也就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了。
国企老总:阳光下的豁免
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担任一家国有企业副总的王超(化名)告诉《望东方周刊》,目前,在他的薪资结构中,分为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职务消费三大部分,其中,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的数额大体相等,而职务消费,则与政府部门之前的各种补贴是一个性质。目前,王超的个税“都是从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里扣的”。
就在政府部门实行阳光工资的同时,国有企业领导的收入“透明化”也在以另外一种形式进行着。与个税制度最为相关的一个方面,就是保证“职务消费”是真正的职务消费。
目前,上海的国有企业里,对于“职务消费”的监督主要分为两个层面。王超告诉本刊记者,按照规定,在上海的国有企业中,所有级别相当于政府处级以上的领导,都必须定时向组织部提交一份“个人收入情况说明表”,其中,职务消费也是必填项,“连电话费报销也都包含在内”,但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内容过于琐碎,所以“财务都会帮忙填掉了,然后由本人签字”。
另一个层面上,对于上海所有处级以上官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上海市审计部门以及相关主管部门,也会有一个监控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对王超“职务消费”情况的监控不会经过王本人,监控结果会与王超自己提供的个人情况说明表一起汇总到上海市委组织部,“正常情况下,两边的数据应该是一致的”,在这样的监控体系下,“上海也基本可以保证职务消费的阳光化”。
对于个税征管来说,这意味着划清职务消费和个人消费及收入的界限,实行一种阳光下的豁免。
民企老板:“零薪水”玄机
提起个税话题,叶明(化名)颇有忌讳。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他对于自己的收入和纳税情况非常敏感。“相信没有几个人愿意谈这个问题。”
在叶明之前,记者所联系的几家私营企业老板都拒绝接受采访。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在企业中占有相当数量的股份,有的甚至接近100%。
“如果方便,还是找别人谈这个话题吧。”“对不起,我一向不关注自己的收入。”
“这个问题我不方便谈,因为什么呢,我现在根本就不拿薪水的。”一位民营企业家林兴对记者交了底。他原本是某IT企业高管,2005年自己出来创业,现在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老板。像许多初创企业一样,林兴以“零薪水”来表明自己作为创始人,在艰难创业时期不计报酬的决心。
然而,“零薪水”的意义不止这么简单。
“实际上,这是私营企业的高层为了避税采取的一种方式。”叶明对本刊记者透露,“现在哪家私企不是这么操作的?这都是心照不宣的秘密。当然,大部分的老板还是会拿工资的,但是都非常低。”
目前叶明和一个合伙人一起经营一家公司。据他透露,他们三人中薪水最高的也就是每年40万左右。“据我所知,有家上市公司的老板年薪只有12万!”
账面上的薪资要依法纳税。薪资越低,纳税自然越少。这种“合理避税”的方式,不止是中低收入的人群才使用。“企业本来就是自己的,已经要交一部分税了,再交第二道就太可惜了!”
叶明说,私企老板们对于个税的规避方式非常简单。“我们把自己的很多花费都计入公司成本,比如买房子买车等等。因为我们的钱都在企业里,企业又是自己的。”
为了避税,叶明甚至连分红都不要了。“分红也要交税的,我们干脆不要,譬如年底我能拿到30万分红,我可以直接以公司的名义来买部30万的车子,是一样的,不然20%就没有了。”
“我们肯定不像国企老板,他们不少都拿上百万年薪,因为企业不是他个人的,他无法把自己的消费消化在企业的成本里。因此只能按照规定纳税。”叶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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