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指数”无法衡量所有法治现状

　　事实上，对于身边“非法治事件”泛滥的我们来说，太过奢侈的“法治指数”更像一件华而不实的盛装。

　　志灵

　　浙江余杭借鉴香港经验，拟推出的“法治指数”，引起舆论的强烈关注并不意外，在“法治中国”已经成为一种理想化叙事的语境下，任何关于法治进程的风吹草动都能产生舆论关注的“蝴蝶效应”。这一点，在与国际接轨的“法治指数”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不少论者对于“法治指数”的关注，更多地体现在它的公信力上，即“法治指数”能否客观地反映当地的“法治现状”。应该说，这样的论断从逻辑上讲没有任何问题，统计数字的公信力至少要由独立的机构来统计才有可能，这是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但是，在我看来，不少论者却忽略了“法治指数”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保“法治指数”公信力的目的何在？换句话说，“法治指数”是手段还是目的？

　　显然，如果“法治指数”本身就是目的，即便其具有高度的公信力，也不过是对现状的一种静态反映，“法治指数”高也好，低也罢，与法治的发展前景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正如我们所知，法治和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螺旋式发展和完善过程，它没有也不可能有穷期。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指数”从来都是一种反映法治现状的手段或者工具，它存在的目的和价值在于为法治的进展提供一份可资参考的“数据资料”。

　　可是，我们真的没有法治现状的一手资料吗？非要等到推出“法治指数”后才算“具备条件”？如果在现实中存在许多显而易见，即便是普通人都能一眼看出来的“法治问题”，那么即便再精准、再具公信力的“法治指数”，也不过是另一种“景观式指数”，因为这时候早已不需要什么“法治指数”来证实现状以及指出改正的方向，真正需要的是切切实实的行动。

　　按照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制定的7项法治分类指数，如现有法律符合健全法律的基本要求、政府依法行事、防止政府任意行使公权力的规则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执法公正、司法公义人人可及以及法律程序公平，比照我们的现实生活，就会发现身边有太多降低分类指数分数的事例。虽然普罗大众的感性认知并不能像“法治指数”那样精准，但是，如果连普通公众都觉得属于“非法治”的现象，依然能够蔚然成风，并且当事人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还能够岿然不动，比如类似行贿法官担任法院院长的闹剧等，那么，问题已经不在于是否有公信力的“法治指数”了。

　　我不是在无原则地反对“法治指数”制度建构，而是说“法治指数”作为一个精准的实证调研数据，应该是在一个法治基本比较完善而且法治正常运转的语境下，对于法治可能存在的具体问题和偏差进行“数据纠偏”。而事实上，对于身边“非法治事件”泛滥的我们来说，太过奢侈的“法治指数”更像一件华而不实的盛装。毕竟，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有公信力的“法治指数”告诉我们现状后再行动，而是仅凭我们对现状的感知即可知道努力的方向。非不知也，而不为也！问题是，谁是行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