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制造实验追踪:当年“神童制造者”重操旧业

　　在外人眼里很神秘的中科大第一届少年班，实际上只存在4个月。之后，“少年大学生”们被分到各个系里去。

　　班主任汪惠迪本来是教数学的，当了少年班班主任，更多扮演的是保姆角色。煮鸡蛋、冲牛奶，组织各种文娱体育活动等，是她的主要工作。张方刚到学校时特别想家，甚至向汪惠迪打报告要求转到复旦或者上海交大读书。汪惠迪给张方母亲打电话求救。耿毅萍5月份去合肥看了他一次，才平息这场转学风波。

　　少年班的男生住在一个图书馆改成的大宿舍里。16个男生住一间房里，小孩子晚上睡觉经常串床。

　　作为中国科技领域的最高学府，中科大经常会有各种讲座。吴文俊、马大猷这些中国科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每次来讲座，必会与少年班座谈。张方说，那时他们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和礼物。

　　更大更集中的好奇来自媒体。为了加强传播效果，少年班学生在媒体上的形象不时受到夸张，宁铂更是被塑造成“七步成诗”的神童。宁铂后来的舍友赵平波，在反思当年少年班的教育时说，那些默默无闻者目前还真有几位有些建树。当年的名人，现在却多少有些失落。

　　张方后来的同班同学、与宁铂在一个物理学会的崔小金回忆说，虽然都是少年班出来的，宁铂和张方的性格却完全不同。

　　在崔小金的记忆中，后来出家的宁铂是那种“在人格上、理想上对自己要求特别严的人”，他看不起那些为学历而读书的人，有自己的一套价值标准。他的名言是：我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张方，则是以一个时尚、先锋的形象出现在中科大。崔小金到现在还记得张方留着长头发、穿着喇叭裤、唱着邓丽君的歌在校园里“招摇”的样子。

　　张方说，自己的成绩是属于不好也不坏的那种，每到考试前的一两周，就抱着书集中突击一下，基本上都能及格。大学四年，他看过几乎所有能看到的国产电影和译制片，在舞厅里交往过一个女朋友，大二就身高1米8的他还差点把一个街头混混给废了。

　　另一件让他得意的事情是，自己和几个同学无师自通地用高频三极管做了一个电台，又在宿舍的楼顶架了个天线，算是在方圆几十米内有了话语权，他们用这个电台发表演说，有时拿来放邓丽君的音乐。

　　在毕业等待分配时，张方还抓紧最后的机会，到安徽的一个二线城市摆地摊贩卖电子表。

　　若干年后，当媒体把他类型化地处理成高分低能的现代版“伤仲永”时，张方感觉很无奈，“我的生存能力应该是少年班里最强的”，他说。

　　毕业后，他没有像很多空气动力学专业的同学一样被分到对口研究单位或是留校，而是被分配到南京金陵石化总公司。

　　“神童”实验班

　　在张方读大学的同时，张政也得到大展拳脚的机会。

　　张方的事迹传开后，先是张政当时所在的黄浦区给他一个教师编制。张政更大的舞台在卢湾区。时任卢湾区副区长兼任教育局长的王乾德看望张方，得知张方的成才缘于父亲张政的教育，对此很感兴趣。过了几天，他专门与张政面谈了一次。

　　82岁的王乾德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张政谈到的“知识爆炸时代的教育方法论”，“他认为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孩子的知识比以前多，起点能不能高一点？”

　　张政提倡“下放”一些初高中数学原理到小学，模糊数理化之间的界线。他还谈到用形象化思维、游戏来解释抽象逻辑的想法。王乾德对此表示赞同，但他的思想武器不是美国的儿童心理学，而是“毛主席非常反对硬性灌输，要重启发”。

　　王乾德问张政，有没有可能把他的教育方法由家庭教育变成课堂教育？张政说，愿意试一试。他当场提了三个条件：不用统编教材；不用师范生当老师；不参加教学研讨会议。

　　在报批的过程中，这个想法招来很大的反对声。除了“拔苗助长”的担心，更多的考虑来自教育成本，“像这种搞法，一个孩子需要三个老师来教，而且，上哪去找那么多全能教师？”

　　这个想法得到上海市教委主任舒文的支持。1978年9月，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把小学到高中的学制压缩到八年的理科实验班，在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成立。老师只有张政和两名助手，教数学和物理。数学和物理用的是张政亲自编写的课本，其他功课沿用既有的课本。

　　包括老师的工资在内，实验班一年的教育经费只有500元。那时的张政在经济上十分窘迫。已经47岁的他，没有老花眼镜，有一个人给了两块老花眼镜的镜片，他就拿纸糊起来戴上。

　　实验班实际上受财贸工作出身的区教育局长王乾德直接领导，没有固定的挂靠单位，在实验班学生童思蓓的印象里，这个班“东游西荡，四处为家，一共8年，却进过5扇校门”。实验班学生曹蕾的母亲雷振清甚至考虑过给女儿转学。

　　这种状况与教育局内科班出身的干部对实验班的反对有关。这个实验班被他们开玩笑地称为“王乾德的私生子”。在教育局专家意见的影响下，家长们对实验班越来越不信任，班里学生开始流失。1978年实验班成立时有36个学生，8年后参加高考时只剩下18个。

　　现在在上海做注册分析师的林晓是当年实验班的学生。在实验班，“加减乘除不教，上来就是通分，然后就是代数，X、Y这些东西，然后就是Sin、Cos，最后是微积分”，林晓回忆道。

　　林晓承认，当时上学没有特别的感觉，但现在回过头想，确实少走了许多弯路，“直接跳过很多没用的东西”。在评价传统的教育体系时，她的批评不留情面，“我们在小学里学的都是最简单的东西，最后考试只能通过难题、偏题来区分谁学得好。”

　　“活跃”，是王乾德对实验班孩子的印象，“张政一开口提问，底下孩子的手齐刷刷就举起来，抢着回答问题。”林晓的记忆是，实验班的同学普遍有种优越感，因为会微积分，他们曾出去做过表演。她说有一次，比她大6岁、已经上高中的哥哥有道题不会做，爸爸让当时还是小学生的她指导哥哥做题，感觉特别好。在这种自信力的帮助下，实验班的孩子在拔河、唱歌比赛中，都表现出很强的实力。

　　1981年，实验班来到第五个挂靠的学校——上海师院附中。用童思蓓的话说，他们“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终于可以安定下来，难过的是张政无法继续带他们。张政因为上层支持者的离任而出局。

　　“张老师教我们这三年，基本上把小学到高中的数学、物理知识全教给我们，后来的老师教我们时特别轻松”，林晓说。林晓15岁通过全国统一高考，考入上海大学。

　　被问到“少年大学生这么早接触社会，对他们的成长会不会有影响”时，她反问，“中专生毕业直接出去工作的不是很多吗？现在的大学生不正是因为接触社会太晚吗？”

　　在林晓那个从7岁到15岁的八年制实验班，18名参加高考的同学里，有17人如愿应届考上大学。

　　“神童”到中年

　　采访张方的前两天，正好是中科大少年班30周年庆典活动。张方早就从媒体对他的采访中得知此事，已经开始中年谢顶的他没有去合肥参加庆典，“像我们这样的身份，过去干什么呢？”他没有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现在的收入来源全部依赖每周7天的补课，过去一趟要两天，这意味着减少1/4的月收入。

　　1984年从学校毕业，19岁的他仅仅在金陵化工总厂干了8个月。在下放车间锻炼的8个月里，厂里知道他对化工不通，过年时派他去敲锣打鼓，成了文化小分队队员。不服管的他负气跑回上海。这个决定，让他在以后的19年里成为没有户口和档案的“二等公民”。

　　回到上海，做导游、家教，甚至在舅舅手下做起建筑工人，每个月能挣到三四百块，“那时普通人的工资也就五六十块”。1989年，张方来到深圳大学的新能源研究所，白天做太阳能开发的研究，晚上在深圳大学夜校部教书。

　　在深圳的两年，他出色的表现也为自己赢得留校的机会。这是他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他的档案所在的金陵化工总厂委婉地拒绝了深圳大学的调令。张方不得不回到上海，准备出国打拼。然而，三次苛刻的拒签彻底打破了他的希望。

　　张政仍在为了把他的教育理念融入课堂教学而努力，“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有儿子”。他希望张方能接过自己的衣钵。张方表示，自己没有父亲那样的文科基础，在理科教学方面渗透进父亲的思想还有可能，全盘接过来恐怕不大现实。

　　张方的儿子今年上四年级，张政和张方都没有打算让他复制张方的成才之路。原因很简单，现在的学校教育，课业负担太重，不比张方那时可以专门在家系统地接受张政的教育。

　　张方有时候心疼儿子，帮儿子做一点数学作业。他头大的是，当年的神童现在面对小学的一些难题，也会束手无策——不是不会做，而是没法用小学四则运算的方法解题。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林晓，她的女儿刚上幼儿园。她在与同事的交流中感受到了小学教育的无力，“很多没用的东西，幸亏当年没学”。

　　她并不认为老师的教学方法适用于每个人，但她觉得，应该允许这种实验性的探索，“总得给人选择的权利吧，不然大家永远都只能在同一条道路上走”，林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