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萨克斯：从未后悔对俄实施激进改革(图)

　　“我从未后悔对俄罗斯实施激进式改革”

　　他是俄罗斯激进式经济改革的主要策划者，曾入选《时代》杂志评出的“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100 人”；他被传媒称为“休克博士”、“当代的凯恩斯”；他的好友、U2 乐队主唱波诺为他的畅销书写序，称他是“摇滚明星般的经济学家”。如今，他正在从事非洲扶贫事业，他说，如果每年给他2000 亿美元，他就能做到“完全消除极端贫困”。

　　文/ 莫书莹

　　“我从未对俄罗斯的策略感到后悔。如果时光逆转，我还是会做出当时的决定。”3 月，在上海出席三言舍论坛的杰弗里·萨克斯，告诉《外滩画报》记者。

　　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以主张激进的经济改革而闻名。1986 年，南美小国玻利维亚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高达24000%，经济负增长达12%。为挽救玻利维亚的经济，时任该国总统的经济顾问的萨克斯开出了“休克疗法”的良方：第一步，放开物价；第二步，放弃扩张性经济政策，紧缩货币和财政；第三步，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实行自由贸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一激进的经济改革模式很快就取得了巨大成功：两年后，该国通货膨胀率降至15%，GDP 增长2.1%，经济运行回归正常；他也因此被媒体誉为“休克博士（Dr Shock）”。此后，同样的经济改革模式陆续在波兰、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蒙古等国获得成功。

　　1991 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次年初，受当时俄总统叶利钦的邀请，萨克斯前往俄罗斯。在那里，他的理念首次遭遇“滑铁卢”：“休克疗法”导致俄罗斯国内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国有企业落入金融寡头的口袋, 俄罗斯当年GDP几乎减少了一半??一年后，改革宣告彻底失败，经济学家评论说这让俄罗斯的经济倒退了至少10 年。 萨克斯的反对者，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艾勒曼发表评论，“俄罗斯的失败，印证了这位自以为是的经济学家的盲目和傲慢。”

　　比起在南美和东欧的往事，如今的萨克斯更愿意谈论他目前在非洲的宏伟计划：2025 年前消除极端贫困。萨克斯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特别经济顾问、哥伦比亚大学地球学院主任。作为地球学院的负责人，他带领一个由能源、建筑、经济、医疗等各方面精英人才组成的团队，致力于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从2000 年开始，他领导的小组在非洲最贫困的村庄已经连续工作了8年。他说“如果每年给他2000 亿美元”，他就能做到“完全消除极端贫困”。

　　“扶贫斗士”

　　萨克斯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父亲西奥多·萨克斯被称为同时代美国最好的律师之一。萨克斯的母亲琼毫不掩饰地对外表示，拥有如此良好遗传基因的儿子理应智力超群。本应继承父亲衣钵的小萨克斯，在13 岁时就显现出了非凡的数学才能。17 岁他考入哈佛大学，26岁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加入哈佛教师队伍；29 岁他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著名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曾如此回忆这位爱徒，“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才19 岁，上大学二年级。当时，我正在给研究生讲一堂宏观经济课，杰夫走了进来，要求上我的课。我给他泼冷水说我可不是个好糊弄的老师，但他坚持要试一下自己的实力。”结果，萨克斯从费尔德斯坦班上以“全A”成绩毕业。

　　1995 年，当萨克斯第一次来到非洲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即便是在玻利维亚，情况也没有那么糟，我从没有直面过如此之多因为贫困而死亡的人群。”从那时起，人们常能从非洲的扶贫活动中看到他狂热的身影。

　　此后，萨克斯携手联合国在非洲开展“千禧村”计划。他们在10 个非洲国家选择了79 个最贫困的村庄进行试点，帮助村民修建公路、为他们提供洁净的水源和医疗设施、提供合格的种子和蚊帐、帮助他们自给自足。他正试图向世界证明同样的模式可以被复制到更多的贫困村庄，并最终达到彻底消除极贫困的目的。

　　被哥伦比亚大学挖角后，萨克斯定期在该校开设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讲座。在课堂上，他向学生们展示他在非洲拍摄的照片：由于缺乏资金，得了疟疾的孩子只能睡在露天的病床上打吊针；两个艾滋病患者不得不挤在一张床上；一个头顶着大罐子的妇女每天要花上至少1 小时从远处挑水回家做饭??

　　在非洲的扶贫事业为他带来了明星效应：他和安吉莉娜·茱利一同拍摄非洲扶贫的纪录片《非洲日记》，这位好莱坞性感女神称他为“世界上最聪明的男人”；他和U2 乐队主唱波诺把酒言欢；金融大亨索罗斯是他的头号粉丝，每年，他都会为萨克斯的扶贫基金捐款数亿美元。

　　他的这份新事业备受争议。曾专访过他的《名利场》杂志记者蒙克说，“我不止一次听到人们谈论萨克斯，他们认为他只是个被自大和野心蒙蔽双眼的经济学家。”还有一些评论则将他的扶贫事业与其早年的经历联系起来，评论家罗伯特·科尔认为，与他在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推动的经济改革一样，萨斯的扶贫事业也是激进、不惜代价的。

　　但萨克斯自己认为，“这种想法太愚蠢了。过去25 年中我的事业从未发生改变。我着迷于发现问题，并运用我的知识帮助解决问题，改善现状，无论是玻利维亚、波兰、俄罗斯或者非洲，对我来说都是这样的。”

　　“比起我以往干的事情，非洲可以说是与众不同的经验。”在非洲，他的“休克疗法”无用武之地，“非洲目前需要的是公路、诊所、学校，而不是经济改革。”

　　B=《外滩画报》

　　S= Jeffery Sachs

　　B：你以“休克疗法”成名，还被媒体冠以“休克博士”的称号，但据说你并不认同这种概念？

　　S ：“休克疗法”这个词语对我来说完全是个新闻词语。记者们根据我早年在玻利维亚、波兰等几个国家实施经济改革的措施草草地下了这样一个结论。宏观经济学是一门深奥的学科，为一个国家进行经济改革要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每个国家的情况又不一样，这既牵涉到经济问题，又牵涉到政治问题和社会文化问题。没有哪套理论可以广泛适用于每一个国家。我为每个国家做出的经济规划都是从该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比所谓的“休克疗法”复杂得多。

　　B：有人评论说，俄罗斯的经历对你来说算得上是一场惨痛的教训。也有评论说也许你的理论只适用于像玻利维亚这样的小国，并不适合在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实施。你从未后悔过吗？

　　S：是的，我从未后悔过。正如我刚刚谈到的，我为每个国家做出的经济改革建议都是以各国的实情出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依然确信当初给俄罗斯提的经济改革建议是符合该国当时的情况和需求的。只不过我错误地估计了当时该国政府对政策的实施能力。我告诉他们这么做，他们不做；我又告诉他们一定要那么做，他们也不做。此外，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美国当时不愿意对俄罗斯提供类似于当初给波兰的帮助。最后我精疲力竭，彻底放弃了。

　　B：你现在的工作重点在非洲，你曾出任联合国千年计划的负责人，如今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地球学院的重要工作也是在扶贫。作为一个消灭极端贫困的先锋和作为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规划师，这两个角色有什么差异？

　　S：每段经历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特殊情况和存在的特殊问题。我的工作有时候是解决高通货膨胀，有时候是帮助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在非洲，我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消灭极端贫困。每段经历都会对我提出新的挑战，有时伴有危机出现，有时是各种复杂的情势，对我来说每一段都非常刺激。

　　B：你之前在宏观经济领域如此成功，我们很好奇你改变事业发展轨道的初衷。我读到一些报道，有人评论说在俄罗斯的失败使你感到很沮丧，所以你才会跑到非洲去。你如何看待这种猜测？

　　S：这种说法太愚蠢了。显然说这话的人太不了解我的事业了。从玻利维亚时期算起，我在宏观经济领域工作了24年，我对解决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与经济发展相关的问题都很感兴趣。当我为玻利维亚工作时，我努力使那个国家摆脱经济危机；为波兰工作也是一样，我为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帮助那个国家摆脱了早已死亡的经济体制；我同样也为中国、印度等各个国家提供宏观经济分析。

　　如果让我总结，我的事业就是不断改善现状，并不断从中获得经验。我致力于使全球化以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适用于每个国家、每个人。

　　B：有些媒体评论说，你在非洲的扶贫事业，把你从一个相信自由贸易、相信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改革家，变成了一个到处要求捐款的说客。为什么不选择在非洲实施你早年在其他国家进行过的经济改革？

　　S：我相信具体问题必须具体解决。比如，当我在波兰的时候我认识到要提升该国经济，当务之急是打开市场、采用汇率浮动制、鼓励波兰和西欧的正常贸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冷战，波兰的对外贸易被人为切断。我坚信在贸易正常化后波兰经济将快速得到发展，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我在非洲看到的景象与波兰完全不同。在非洲，最大的经济危机不是市场经济无法得到实施，非洲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医院、学校、公路??如果这些基本的设施都不能保障，我们怎么提引入外资，怎么提经济改革。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在非洲，人们急需解决的不是经济改革问题而是极端贫困问题。为了切实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必要的援助。

　　这就跟中国目前的情形类似，华东地区必须帮助西部进行大开发，提供必要的建设设施。富有国家应该帮助非洲解决极端贫困。

　　B：你提出要解决非洲的极端贫困问题，每年大约需要国际社会投入2000 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如何得来的？

　　S：通过过去8 年在非洲的实践，我们最终算出了这个数字。我们先列出在非洲急待解决的各项问题，再计算出解决每项问题需要花费多少钱。比如，多数非洲村庄不通电，那你就可以粗略地计算出如果要给每个村庄通电大约要花多少钱；多数非洲人都没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那你就可以算一下给每个非洲人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大约需要多少钱??通过几年的计算，我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非洲人尽其最大的努力解决一部分问题，另一部分问题则急需由国际社会提供援助解决，这一部分的缺口至少是每年700 亿欧元，或者说是800 亿美元，这种投入必须持续几年，到了2015 年后估计社会提供的援助就可以逐步减少。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数目远远少于这个缺口。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周游各国，要求富有国家增加援助资金，当然中国也是我游说的对象。最近几年中国对非洲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我非常欣赏和感谢。

　　B：你在上一本书中提到，“如果国际社会达成一致，人们有理由相信，在2025 年前彻底消除极端贫困是可以实现的，”现在你依然对这个观点保持乐观吗？

　　S：我认为这完全是可以实现的目标。我给你举个例子，在过去的7 年里，在非洲的一些地区疾病死亡率下降了91%，这是很短时间内发生的重大进步。对于我来说这更坚定了我的信心，如果我们能投资设备帮助控制霍乱、保证食品质量和水源安全、提供医疗保障和教育保障，我们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

　　B：但你依然对各国无法达成一致感到无奈？

　　S：是的。我们正在经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人们在战争上浪费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却很少有人真正关注促进国际合作。我希望下届美国政府能够改变他们的全球安全战略，促进国际社会合作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

　　B：你如何评价布什政府？

　　S：我想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结局是早可以预料的。这就是一场浪费时间、浪费金钱的游戏，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我在伊战前早就说过了。我想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B：谈到中国经济，最近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2 月份中国的CPI 达到8.7%，为11年来的最高，有人说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中国走入高通膨阶段，你怎么看？

　　S：很明显，从世界范围来看，能源，食物，原材料的供求已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目前全球经济都走入了一个高通货膨胀阶段，中国必须格外小心。

　　另一方面，美元汇率持续走低，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能再简单地与美元挂钩，因为美元还会变得更疲软，如果人民币一味紧跟美元可能影响人民币对其他货币汇率。

　　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的确处于一个困难时期，一方面美国经济衰退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中国还将面临国内高通胀带来的压力。我将持续对此进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