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争鸣传统与现代民主制度(图)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33--)，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印度的争鸣传统与现代民主制度

　　印度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就是习惯争鸣的说理传统，这使得民众可以就公共议题进行充分的论辩。

　　编辑 徐夏 成庆 撰文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33--)，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惯于争鸣的印度人》

　 〔印度〕阿马蒂亚·森 著

　　刘建 译

　　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1月版

　　定价：45元

　　关心贫困与饥荒问题

　　对于亚洲许多后发国家而言，现代民主制度本是伴随着武力枪炮而来，这本是符合西方国家在现代殖民扩张运动过程中的“刀剑与圣经”的逻辑。

对于这些后发国家而言，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刀剑”而兴起的反殖独立运动，一方面却逐渐接受西方民主制度及理念。当民族独立任务大抵完成之后，自然也就会开始聚焦在后发国家如何民主化的关键问题上。

　　但是纵看20世纪亚洲的发展史，后发国家在民族独立运动方面基本都取得了明显成功，但是却在民主化问题上步履蹒跚。民主化是否能在这些国家推行，成为许多思想家所深思的问题。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作为经济学家的名声自然为人所熟知，他最为关注的主题，自然是印度的经济发展问题，而他的一系列关于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使他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意在表彰他为社会公众生活所作出的贡献。

　　如人所知，福利经济学家关心贫困与饥荒问题，这自然是阿马蒂亚·森的关注重点，但是他同样也关心像印度这样的后发国家的民主发展问题。这无疑就会产生一个疑问，民主制度的优劣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如果不存在，我们又有何理由去说明民主制度的价值，如果它们存在关联，这样的关系是否一定就是正面意义的。这一问题其实也就构成了《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一书的核心关怀。

　　当然，阿马蒂亚·森对民主价值有着高度的认同感，这也基本上铺垫了本书的基本预设。而他想在本书中继续陈述的一个问题，则是印度的观念传统中，到底存在哪些思想资源可供今日印度民主政治发展所用。这也使得阿马蒂亚·森脱离了经济学的领地，而在从事一项思想史的工作了。

　　阿马蒂亚·森将这一思想线索追溯到印度梵语史诗《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认为在如此古老的史诗中，就已经隐含了印度历史中的“说理传统”，也就是对于一些重要议题进行充分的争辩。但是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样的争鸣马上就会提出疑问，男女之间以及古印度的种姓之间，分明存在着不平等，在这样的背景下谈争鸣传统，是否属于牵强附会？对此阿马蒂亚·森给出了简要的说明，他认为古印度史诗里已经存在对种姓制度的质疑，而那本身就是一个争鸣的主题，至于女性的地位问题，史诗中更是充满许多女性辩论者的内容，这对于阿马蒂亚·森而言，也是一个充分证明争鸣传统超越种姓与樊篱的证据。

　　印度是宗教与世俗宽容并存的国家

　　之所以如此强调“争鸣传统”，这或许是跟阿马蒂亚·森所理解的民主观密切相关。对于他而言，尽管印度独立之后接受了民主政体，除开从英国学来的经验法传统，本土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就是习惯争鸣的说理传统，这使得民众可以就公共议题进行充分的论辩。不过读者闻此，脑中疑问其实应当越来越深，阿马蒂亚·森所举的古印度史诗，以及三次佛教经典结集的例子，都试图说明古印度中的争鸣传统，但是姑且不谈史诗中思想有待近一步深化，佛教经典结集之事，尤其是阿育王所主持的第三次，是以驱除外道作为前提的。而结集过程中所暴露的教义正统的争执，最后更是以彼此分裂为结果。如此看来，所谓的争鸣传统并不一定导向一个“团结”的立场。

　　当然，阿马蒂亚·森最想说明的问题是，尽管印度历史中争鸣不断，异端纷至，但是最终都能和而不同，这乃是现代公共生活中“宽容”原则的根源。他在此处专门成文一篇《泰戈尔与他的印度》，试图想通过泰戈尔身上存在的三种文化传统，以及他与甘地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印度文化中并非唯宗教独尊的多元性。因为在很多人眼里，每当一提到印度，就会将其想象成一个印度教独尊、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度。实际上印度教政治运动的确在今天印度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像亨廷顿那样简单地将印度归类为印度教文明之列，在阿马蒂亚·森看来，则是相当粗鄙化的。因为他认为，印度教只是一个大的宗教背景，但是并非印度的唯一特性，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特征。

　　以此，阿马蒂亚·森想说明印度其实是一个宗教与世俗化宽容并存的国家，宗教与政治之间存在联系，但是却能在一个彼此宽容的论理氛围里发展，因为在印度史中，无论是佛教还是伊斯兰教，都与印度教有良好的相处。而今天许多以印度教作为政治运动资源的政治力量，尽管对于世俗化政治运动和穆斯林存在压制的威胁，但是他仍然坚持，印度思想中对所谓印度教的集体认同，是一种历史的虚构，是一个“杜撰的过去”，有如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是这种对印度历史的重写却无法彻底成功，因为阿马蒂亚·森深信，印度的多元性传统本身就是一个朴素而无需辩驳的真理。

　　就算阿马蒂亚·森成功解决了印度文化多元性的论证，但是他将要面临的最为麻烦之处，则是如何看待今天全球化背景下印度人的身份认同问题。究竟是印度教这一宗教身份，还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世俗化身份？在文化特征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阿马蒂亚·森仍然想把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以及基督徒作为现代印度的政治成员熔为一炉，让他们能够彼此承认与平等对待。但是无论从哪一角度来看，阿马蒂亚·森明显是在期待一个美好的远景，宗教与世俗身份之间的冲突能否在印度得以平衡和化解，或许最终还要回过头来去审视他对争鸣传统的解释是否合乎历史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