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阻击输入性病毒 中国时刻警惕海外病毒

　　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病毒也如影随形。无论是一度偃旗息鼓的疟疾，还是新出现的病毒；无论在医疗条件优越的美欧，还是在卫生水平堪忧的非洲，病毒都可借助现代的交通路线，在短时间内扮演“越空行者”，悄无声息地输入异地。

防范全球化的病毒流动，必须建立全球化的防控网络，否则受损的不仅是原发之地，而是更广泛的人类居住地——不论贫富，不论强弱。

　　全球阻击输入性病毒

　　海外病毒，中国时刻警惕着

　　《环球》杂志记者/李晓明

　　2008年1月，人们可能注意到广东深圳接连发现4例疟疾病例的消息，而且发现在疟疾两字之前冠上了“输入性”三个字。

　　这4名患者都是深圳企业外派非洲的工作人员，在境外发生感染、回国后才出现病症的。虽然疟疾并非是新的病种，且有有效的治疗药物，但随着中国跨国人员流动规模的迅速扩大，境外输入式的病毒传播自然会给中国的疾病防控体系带来压力。

　　有关统计显示，2002年中国出境人次为1600万，到2007年就增加到4000万人次。这中间随着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众多工程、技术、劳务人员来到非洲、东南亚、南美等地，那里的一些国家医疗卫生状况欠佳，疫病多发。在西非国家尼日利亚就有5万多名中国劳务人员。即便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配备了必要的医务条件，但也难以完全避免海外劳务人员携带病毒回国的可能性。

　　在采访期间，《环球》杂志记者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悉，该中心不久前确认了广东检疫机关在口岸发现的两例输入性热带病是基孔肯雅热。这是一种仅在中国科学文献有记载但从未证实的海外传入疾病。这次感染该病毒的是两名从南亚斯里兰卡回国的山东籍劳务人员。

　　3月18日，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也发布了一宗外地传入的基孔肯雅热个案报告，并据此提醒市民在外游时慎防经蚊媒传播的疾病。这位患者是一名69岁男子，他于2月14日至3月3日期间到印尼旅游，目前该患者已康复出院。

　　不能让“登革热”热起来

　　病毒的输入性传播也不是近年来的新现象。艾滋病就是“最著名”的通过境外传入中国的病例。这种在中国从没有过的病毒在上世纪80年代传入了中国，后来在境内传播、扩散，今天的中国已有70多万例艾滋病毒携带者。

　　除了艾滋病毒这种对整个人类来说属于新类型的病毒外，一些原来旧有的、曾被有效压制的传染病种也死灰复燃，这是值得警觉和防范的。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07年世界卫生报告》显示，上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在实施大规模、系统性疾病控制规划中对杀虫剂的大面积使用，大多数重要的虫媒（通过蚊虫作为传染中介）传染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外不再被视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但之后，由于资源缩减，疾病控制计划被搁置，造成在随后的20年内，许多重要的虫媒传染病，包括非洲锥虫病、登革热及登革出血热以及疟疾，在另外一些地区卷土重来或者在曾经的疫区再次出现。

　　其中，登革热成为近年来威胁比较大的复发病毒。世卫组织已就此于去年7月发出了亚洲预警。

　　按照前述报告的陈述，都市化进程以及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和旅游业，助推了登革热病毒及其虫媒迅速传播。1998年，登革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流行，共有56个国家向世卫组织报告了120万个病例。此后，登革热流行继续肆虐，拉丁美洲至东南亚的千百万人受到感染。从全球而言，每年向世卫组织报告的平均病例数在过去40年中，每10年就几乎增长一倍。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对《环球》杂志采访的书面答复中说，目前输入性病例主要有艾滋病、登革热、疟疾等，大部分来自非洲和亚洲。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控制与应急处理办公室主任冯子健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表示，今年我国仍面临着由于输入性病例引起登革热在国内传播的压力。该中心将对南方重点省份作防控登革热，包括基孔肯雅热的技术上的指导。

　　冯主任介绍说，登革热的防控重点是南方诸省，这种热带病在国内没有持续传播，尚未“扎下根儿”。也就是说每年凡是该病在国内的暴发也都是由于输入病例引起的。

　　登革热是通过伊蚊传播的，又主要是通过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两种伊蚊。其中埃及伊蚊传播效率更高。在我国的海南和湛江雷州半岛地区，由于均是埃及伊蚊分布的地方，所以也是防控登革热传播的重点区域。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埃及伊蚊分布，而以白纹伊蚊为主。

　　当分布有媒介伊蚊的省份的伊蚊密度达到一定水平，且有输入性病例出现时，就存在登革热在当地传播甚至疫情暴发的可能。

　　谈及长江以北地区，冯主任表示这里也有伊蚊分布。按照历史记录，我国登革热流行最北曾经到武汉地区，更北方的地域尚没有发现。

　　针对防范疟疾在中国的传播，国家疾控中心的冯子健主任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疟疾的传播在我国一直尚未停止，目前的发病数量比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少了很多（据记载中国历史上最高一年就能报告1700万例），每年有几万个病例。不过比起上世纪90年代较低的发病水平，这几年发病数量有所增加。但疟疾的传播主要是由于境内人员流动造成的，境外输入性病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一些压力，但仍是次要的因素。

　　不过，就在3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了新的疟疾特使雷·钱伯斯。对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表示：“我们处在防治疟疾的关键时刻。”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目前每30秒钟就有一名非洲儿童死于疟疾。

　　不能光有口岸检疫

　　为防范输入性病毒的“侵入”和引致传播，国内相关部门有针对性的工作始终在进行中。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针对出国劳务人员可能带回境外病毒、疾病的可能性采取了相应的对策。该局在给《环球》杂志的答复中表示，他们与北京市商务局建立了协作机制。

　　一是北京市商务局向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按季度提供北京市合法的外派劳务经营公司的名单，并向北京各经营公司发放有关对外派劳务人员出入境检验检疫方面要求的材料。

　　其二，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按季度向北京市商务局提供世卫组织的疫情公告、北京市外派劳务人员体检人数、派往国别以及对方国家和地区的体检要求，并通报每季度北京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检查出不合格劳务人员的情况。有关情况都将通过各自网站发布。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还负责为外派劳务人员提供旅行卫生保健知识培训，并结合所到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体检和预防接种。利用网站对劳务人员进行防病知识宣传，发放《出境劳务人员防病手册》。

　　除此之外，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旅检现场，利用红外线体温检测仪对所有入境旅客实施体温监测。对体温超过37.5℃（腋下体温）的人员实施水银体温计复测，对复测体温仍超过37.5℃人员实施流行病学调查。对来自传染病流行区、有传染病接触史或其他传染病染疫嫌疑者实施相应的医学排查。首都机场将出入境旅客检疫查验通道设置为“申报通道”和“无申报通道”，并在新建成的T3航站楼检疫查验通道上利用电子屏幕循环播放“体温检测请慢行”的提示语。

　　尽管今年1月1日起航空口岸出入境旅客健康申报手续已经简化，但有发热、呕吐等症状，患有传染病，或携带某些物品出入境的乘客们须主动口头向旅检通道检疫官员申报，并接受检验检疫。

　　不过，对于在口岸现场筛查病患这道防线的效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承认“对疾病的现场查验比较困难”，而更重要、更有效的手段是“与北京市卫生局密切配合，对输入性病例采取措施，使其不在本地传播”。

　　《环球》杂志记者在采访期间获悉，有关专家认为，依赖在口岸“逮住”携带输入性病毒的病例是不太现实的。根据国际上的统计，在非典肆虐期间，当时启动了健康申报制度，并有4500万人进行了健康申报，结果发现的病例只有4例；而口岸的体温监测，做的量更大，但没有一个病例是通过这种方式发现的。另外，如果口岸监测、排查手续过于复杂的话，会影响过境效率。

　　对此，冯子健主任解释到，一来有些传染病有潜伏期，“比如登革热潜伏期最长能有十来天，而艾滋病的潜伏期最长可达十年”，如果患病者过境时处在潜伏期，没有任何症状，就无从发现。另外，“对于之前实行的通关健康申报，有些人可能觉得会自找麻烦、耽误事，甚至感到会泄露自己的隐私，于是就视而不见”。

　　堵住立法漏洞

　　当前，一些发达国家为了弥补口岸防线的这种不足，正与不发达国家、地区开展公共卫生方面的合作，特别是传染病方面的合作，其目的一方面是出于外交上的需要，还有就是出于对自己国民保护的需要。他们可以通过合作把触角伸到境外，了解那里的卫生情况，保护要去那里的本国国民健康或者防止那里的疾病被带回传入。随着中国日益加深融入全球化进程，人员境外流动数量与日俱增。有关专家表示，我国也应当逐渐开始这方面的工作，加强对国际传染病传播情况的收集，通过参与国际合作积累防控传染疫病的经验。

　　国家疾控中心的冯子健主任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事实证明，想通过一种什么机制把输入性疾病完全挡在境外是不可能的，这样既做不到也不科学”。他认为，加强临床机构报告机制和疫情报告系统才是根本所在。“这就要求提高医生传染病诊断能力，强化医生和医疗机构的传染病报告意识，以及提高传染病实验室诊断水平；当医生发现一个传染病例的症状不寻常，在他的诊疗经历中没有出现过，那么这样的病例就有可能是输入性的，或者是新发现病种，他就应当向有关机构进行上报。”。

　　据了解，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针对37种传染性疾病规定，各级医疗机构和所有的医务人员（包括个体医生）都有责任和义务进行报告。而对于这37种传染病之外的病例报告责任则没有明确的落实。在另外一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规范》中则已规定，对于发生类似病症聚集性暴发的情况要予以报告，且不限定在37种传染病，不过这一规定目前仅指的是一个病例以上的聚集性病例。

　　有关专家表示，对于所列名单以外的单个病例的报告责任，往往是最为重要的。在国外的一些公共卫生体系发达的国家，要么是开列的传染病名单更长，更重要的是要求医生对于所有“不寻常”的病例都有报告的责任，以堵住“未知”的单个病例扩散传播的漏洞。

　　所幸的是，目前有关传染病法实施办法的修订已经进入相关立法机构的视野，在立法上确定医务工作者筛查、报告传染病例的责任看来已是大势所趋。

　　构建非传统防控网

　　除了一些传统的对输入性病毒的防控防线外，一些有特色的非传统“路数”也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国家疾控中心做的媒体搜索，也即从全球媒体中了解疫病发布的情况；还有就是“传言监控”（rumor surveillance），当发现有关疫病传播或者暴发的传言后主动进行核实；再有就是在特定情况下开展的症状监测，比如要求学校报缺勤缺课，在北京奥运期间要求游客接待的宾馆做特殊情况报告等。除此之外，来自群众的举报、咨询甚至投诉，都有可能帮助相关部门发现和锁定疫病出现的病例。

　　针对今年奥运年的特殊情况，国家卫生部前不久召开了奥运卫生保障电视电话会，并做了相应的部署。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也制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如《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检验检疫组织方案及应急预案》。对奥运大家庭持证人员的卫生检疫查验制定了专项措施，在入境口岸现场设置奥运专用通道，持证人员通过专用通道接受检疫查验。

　　不过，用国家疾控中心冯子健主任的话来说，“不管有没有奥运，输入性疫病防控的工作都要做，因为这本来就是保障公共卫生安全重要的工作内容。”

　　《2007年世界卫生报告》结语是这样说的：“现在世界上一个地区突然发生的卫生危机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可成为另一个地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过去5年内，世卫组织已核实1100多起流行事件。今天，存在着人类流感大流行的现实持续威胁，可产生更为严重的人类和经济后果”。

　　20世纪7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薄弱的卫生系统未发现存在艾滋病毒这种新的卫生威胁（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是输入性病毒），只是在美国出现了首个病例后，才最终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