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思量(图)

　　当前，各级司法机关秉持着一种共同的理念：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所谓法律效果，是指司法机关严格按照正式法律的要求，展开司法过程，寻求判决结果。所谓社会效果，是指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尤其是最后的司法裁判，要让当事人满意，尤其是要让社会公众满意。

　　一个司法判决同时让法律与社会都满意，当然达到了无可挑剔的理想境界。然而，这样的理想境界在实践中往往不可求。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不能统一：让“法律”满意的判决，当事人、社会公众并不一定“买账”；反之，迎合了当事人、社会公众的判决，很可能就背离了正式法律的要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网络上流行的一些言论，对“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提出了质疑，他们的看法是：司法机关追求或兼顾社会效果，必然导致枉法裁判。与之相呼应的是，学术界的主流声音也在“一边倒”地强调：法官要表达对于法律的忠诚。言下之意，司法官员的天职，是追求法律效果，而不是什么社会效果。或者说，法官们表达了对于法律的忠诚，实现了司法的法律效果，就已经实现了司法的社会效果。

　　学术界对于“法律效果”的强调，既体现了学术智慧的特性(追求片面的深刻)，也反映了法学家的职业本性(对法律规则的看重)。至于司法机关对于“社会效果”的偏好，则体现了实践者追求中庸的智慧。表面上看，对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不同态度，似乎根源于不同的职业特性：学者偏好法律效果，实践者偏好社会效果。但是，更进一步的分析却可以发现，问题的症结并不在这里。西方历史上的一些法学名家，比如庞德，作为社会学法学的代表人物，其基本立场，就是要追求司法的社会效果。

　　美国学者诺内特与塞尔兹尼克在《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一书中，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法律：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回应型法。压制型法暂且不论。其中的自治型法，就是要求程序公正、权力法定、司法独立。在自治型法的框架下，法官的核心追求，就在于司法的法律效果，就是要保证法律规则得到不折不扣的遵循。

　　但是，如果发展到回应型法的阶段，则转而追求实体公正，要求规则从属于原则与政策。在回应型法的框架下，法官的核心追求，就在于司法的社会效果，就在于强调司法对于社会变革、政治变革的积极作用。

　　按照这样的分析模式，当代中国的法学界对于法律效果的偏好，实际上有一个未经明确表达的前提，那就是，把当代中国的法律发展阶段，定位为自治型法。同样，司法实践者对于社会效果的强调，也有一个不言而喻的理论预设：把当代中国的法律发展阶段，定位为回应型法。换言之，是单方面追求司法的法律效果？还是侧重于追求司法的社会效果？取决于如何认识当代中国的法律发展类型：是自治型法，抑或回应型法？

　　也许有人会认为，诺内特与塞尔兹尼克提供的分析模式不能适用于当代中国，因为，他们俩是在自治型法已经成为普遍现实的美国背景下，提出了迈向回应型法的主张；至于当代中国，还处于从压制型法艰难地转向自治型法的路途中，法学界追求自治型法框架下的严格法治，正当其时；在自治型法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扬弃严格法治，呼唤回应型法，有拔苗助长的危险。

　　我承认这样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所谓自治型法与回应型法之间，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边界。在自治型法转向回应型法的进程中，并不意味着在某个关键的临界点上再往前跨一步，就彻底告别了自治型法，从头到脚都属于回应型法了。毋宁说，在自治型法的框架下，重视法律与政治的界限，强调“法律是本法庭唯一的偶像”(吴经熊语)。在回应型法的框架下，重视法律与社会的关联，强调法律人除了遵循法律，还应当考虑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

　　可见，强调社会效果，主张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并不意味着对严格法治的抛弃，而在于对回应型法的尊重。按照回应型法的要求，司法实践者在政治与社会现实面前，不宜退避三舍，而是应当有所作为；应当积极地、能动地追求司法的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应当以法律的方式进入政治与社会，并进而影响政治与社会；应当在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留下法律人自己的智慧与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