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请姚洋吃了一顿饭，姚洋给仇和送了两本书。
一本是《国家的视角》，是从当当网买的打折书。另一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已经断货了，姚洋只有把自己读旧的书送出去。他希望爱读书的仇和能看看。
一顿饭吃完，北京大学教授姚洋感觉，仇和语速不快，苏北口音略有些绵软，但言谈中带着强烈自信。
拥有这种自信的仇和，在就任昆明市委书记后的几个月中，雷厉风行地开始了一场“新政”。
昆明政府正用强力推进如下变革：鞭策官员、改造城市、开发滇池、治理污染，以及全力招商。在忙碌的官员背后，是举起鞭子的一把手仇和，一个喜欢用“时间表”来催促政令落实，用“饭碗”问题来威胁阻碍变革者的强硬领导，以及，一个被交口称赞的“好人”。
发生在昆明的这一切，也就变成一个好人对一个不够完善的制度的弥补和改善，并迎合了世代渴望清官的百姓的认同。仇和一来，甚至昆明的出租车司机都可以堂皇地揶揄乘车官员：这下你们这帮当官的可有人治了。
既有清廉的作风，又有广泛的民意支持，再加上过去种种成功经历，仇和书记大概无法不自信。而面对一个习惯推诿和扯皮、效率低下的政府机器，这种自信又往往变成推行施政理念不可缺少的条件。
结果一目了然：一个好人为民谋利的自信，遇见一群百姓需要别人做主的诉求，昆明新政也就不可阻挡了。
这个新政让许多人眼前一亮：它要求5年内改造完336座丑陋的城中村。它要求之前需要25天办完的户口本在一天内完成。它要求这座城市利用外资和实际引进市外资金的数额，比前一年增长100％和70％。
“破鼓须用重锤敲”——当地百姓用新民谣发出欢呼。
偏偏有人指手画脚，比如姚洋。因为之前曾在报纸上公开表示担心仇和的新政“毁掉”滇池，仇和专程请他到昆明参观。负责宣传的官员陪他看了滇池的规划，陪他看了高新开发区建设，但并没有满足他到城中村改造现场看看的愿望。
尽管被仇和的大度感动，尽管部分认可仇和的政策，但这个“喜欢空谈”的书生，还是指着一本外国人写的书，要给仇和敲敲警钟。《国家的视角》这本书，封面上赫然写着：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让我们一起读读这些被钉上历史之柱的故事：原本为改变巴西人落后生活状况而建的新首都，结果变成受人排斥的“死城”。本意是使农民更幸福而建设的集体村庄，却导致农民生计潦倒。
为了人民的福利推行的政策，并不一定为人民带来好运。尤其，当这个政策是由一个英明但主导性很强的领导者，以强力推动时。
我们发自真心地为仇和感动。但我们更有义务提醒。
我们提醒这样一个领导者，在面对自己管辖的一方社会时，应有所敬畏。须知，任何一个社会的年龄，都大于管辖它的那个政府，而任何绝对化的指令，总会忽视细节。对一个社会来说，任何细节都与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息息相关。
“你不是全知全能的，任何人的理性都不足以判断所有的变化。”姚洋说。他担心，自信和自负之间，有时是一步之遥。而一旦人的自信不加控制，那么，就有可能变成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
在这种“致命的自负”下，人类曾经做出许多巨型设计。然而，社会是用小步慢慢走过来的。每一个大型的社会实验，都存在失败的风险。国外或国内的不少教训都告诉我们，个别人主导的庞大的社会实验一旦失败，后果惨重。
当然不是说失败不能避免。我们希望仇和成功，昆明人也需要他成功。只是，在历史的阶梯上，我们愿意和他一起探索，哪些陷阱值得警惕。
该警惕的，又何止是仇和。这个明星官员身后代表的，是中国各级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日益膨胀的“父母官”意识，以及根植于对个人过分依赖的危险。
希望自信的仇和先生，还有他的追随者和赞美者们，能听听这番话，也看看这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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