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1901~1969），生于湖北黄冈县农村，经济学家、翻译家，译有《资本论》、《国富论》等，曾任厦门大学校长。
为了争抢《资本论》中译本的首次出版权，几家书店纷纷开出高价来。当时，正贫苦不堪的译者王亚南和郭大力私下合计，要是为了追求高额稿酬，这和翻译《资本论》这件事“实在太不相容了”。
结果，两人选择了出价不高的读书生活书店。
作为反复探讨“利润”问题的经济学家，王亚南压根儿不在意“利润”这回事。他和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在中国流传了几十年，作为译者，他自己的“资本”却寥寥可数：一支粗大的金星牌钢笔，他一直用着，写过入党志愿书，也写下自己的遗言；而一副老式圆形眼镜，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他戴了40多年。
这是王亚南命运沉浮的40年。从当年国民党政府黑名单上的人物，到后来被戴上“反马列主义”的大帽子，他始终没有摆脱《资本论》的影响。他的毕生研究，都在试图用《资本论》中的思想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直到临终前，他还在为这本书的第三版译文校对。
连他的阅读也受到《资本论》及其作者的影响。为了体味马克思的写作风格，“从不同侧面认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王亚南将其中涉及的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人作品放在床头，时时阅读。
及至“文革”发生，他没书可看，就从头到尾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到最后，他把中文的毛主席语录和法文的毛主席语录对照着看，慢慢地自学法文。不过，他伤心地对儿子说，恩格斯会十几种外语，到74岁还自学罗马尼亚文，“我学一门外语就这么费劲，说明我的天分比他差多了”。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开始传入到逐渐盛行的40年。王亚南译于上世纪30年代的《资本论》，从“一家之言”变成一个国家的主导经济思想，并被奉为真理。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的年轻人梁小民，首先接触的就是这本书。那时候，这本书是“当然的经典”，每一个学经济的学生，都要花一年半的时间来研读。
如今，由当年这位年轻人翻译的《经济学原理》等现代经济学作品，俨然取代《资本论》，成为风行大学的读物。这本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昆著述的经济学读物，已在国内发行了第4版，成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教材。而梁小民当年所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已经不再热门。尽管重新翻译的《资本论》早已出版，梁小民认为，新译本比王亚南等人的译本“显然要准确一些”，但《资本论》还是从许多经济学专业学生的书目中，消失了。
从经济学思潮一荣一衰的变化背后，梁小民看到了政治的影子。
而在研读《资本论》正流行的那个年代，王亚南也发现，经济学中藏着政治。
当时，各地纷纷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王亚南发现，许多文件汇编被当成经济学教材。这是他所不主张的。他坚持的是“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有自己的逻辑结构体系”，尽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涉及到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但不能喧宾夺主”。
在那个政治运动高涨的年代，这位经济学家固执地要求“要恰如其分地处理好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科学与政策毕竟是不同的范畴，两者不能互相替代。如果把某一时期党所制定执行的政策汇编当成教材，则“一旦某一政策改变了”，政治经济学岂不是要重写？
“王亚南先生和他那一代学者的治学态度，至今值得推崇。”梁小民评价说。
不过，这位当年声名显赫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随着这门学科的沉寂，终于渐渐被人遗忘。
梁小民觉得这种遗忘“不难理解”。他认为，那一代学者囿于时代局限，很难从学术上跳出当时流行经济学的影响。王亚南等人当年深信的许多理论，现在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梁感叹，“新一代真理的传播，必须要死一代人才能实现”。
只是，一起消失的，还有那种埋头钻研学问的精神。梁小民意识到，这个社会越来越浮躁，肯安心做学问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当政治色彩得以从经济学中逐渐剥离，当年最为王亚南所看轻的另一种“经济”色彩，却也越来越多地渗入这门学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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