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价值目标应是“三个有利于”

　　正确的执法价值目标应该是，有利于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有利于法治国家建设、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

　　执法价值目标应是“三个有利于”

　　执法办案，必然要明确价值目标，目标不明，执法行为就会各异，效果也会不同。正确的执法价值目标应该是，有利于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有利于法治国家建设、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这“三个有利于”的价值目标是当前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执法中积极追求“三个有利于”的效果，做到定分止争与维护公平正义统一，处理案件与依法治国一致的执法活动，才符合科学发展观，才能够有力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从根本上服务和保障民生。

　　执法办案的核心和落脚点是办案质量，办案质量要体现出执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效果如何应以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来衡量，这是判断办案是否公正的最高标准。执法与法治要求相悖，并非总是立时显现不良后果，有时在局部或一时对平息社会矛盾可能有效，如地方和部门保护，如一味严厉打击，如片面强调从宽等做法都是如此。但这种只顾眼前效果的做法违背了执法的严明品格，有损法治建设，最终会伤害社会和公众长远利益，这样办出的案件，质量无法不让人置疑。会骑车的人都知道，要想骑直骑稳，就不能只盯着车轮前的路面，目光必须及远。同理，执法办案只有瞄准“三个有利于”的目标，才能保证办案不会盲目左右摇摆，而使办案工作达到最佳质量。

　　执法活动不能残酷无情，罔顾人性，办案效果也不能使法律变得模糊不清，削弱刚性。贝卡里亚曾说：“你们想预防犯罪吗？那你们就应该把法律制定得明确和通俗；就应该让国家集中全力去保卫这些法律，而不能用丝毫力量去破坏这些法律；就应该使法律少为某些阶层服务，而让它为人服务；就应该让人畏惧这些法律，而且是让他们仅仅畏惧法律。”保卫法律而不是破坏法律，执法办案就应保持清醒头脑，防止好心办坏事，因小失大。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体要求和保障，通过执法实践一点一滴地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和谐。执法行为只有对社会有益才有意义，良好愿望只有与法律合拍才能实现。种种初衷良好，却有悖法治精神的做法，可让当事者满足于一事，但不能让社会树立法律信仰；可一时保障当事者获得小利，但不能长远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这种办案质量效果与实现“三个有利于”价值目标是南辕北辙，所得与代价相比得不偿失。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在执法实践中，不谋法治者，不足以谋一案，游离于法治大局之外的办案质量缺乏积极意义。实践中，很多办案人员追求满足案件当事人诉求和化解矛盾纠纷的社会效果，这本无可非议，但为了换取所谓的和谐，对当事人不合法或不合理的诉求，脱离实体法或程序法规定予以满足，因其违背法治原则，这就不是应有选择，从长远看，也无助于增加和谐因素。

　　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执法活动各有特点，超越或落后于客观阶段都对法治建设不利。我国与法治发达国家的法治发展阶段不同，所以不应完全照搬或简单模仿他人。我国确定并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时日尚短，法律体系还不完备；政府和社会公众法律意识刚有所加强，但仍很薄弱；不少人法律诉求不断增加，但服从司法裁判的习惯还未养成；司法机关的执法能力和公信力更在努力提高之中——这个阶段，正是亟须审时度势，根据社情民意现状，严格依法办案，强化法律权威以奠定和巩固法治基础的关键时期。倘若执法中不顾“三个有利于”，而是在“为经济建设服务”、“司法改革”或“贯彻政策”等美好名义下脱离法律规制、超越执法权限，随意行使裁量权，那么就会与法治背道而驰，对此不可不察。

　　当前，执法的任务、理念、制度和能力都面临着新的更高要求。执法者必须克服由于长期埋首个案而造成的信息和知识方面局限，提高综合素质和法治精神素养，培养看得远、想得深、做得实的能力，即看到法治建设科学发展的长远需要、深刻思考具体执法行为的意义、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于全部办案过程的能力，从而保证最佳办案质量，使执法行为真正取得最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作者系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