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云路：历史会证明一切 写“文革”是使命(图)

作为作家的柯云路和作为气功研究者的柯云路差异颇大 图 姜晓明

　　柯云路 历史会证明这一切

　　虽然胡万林已被确认有罪，但柯云路仍认为那是个错案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实习记者 张莹莹

　　62岁的柯云路头发斑白，不常笑。采访开始的时候，他将放着录音笔的茶几往自己身前拉了拉，方便你们，他说。他非常乐意分析女记者们的情感问题：“采访我的这些记者都是女孩，一多半都问我婚恋问题。

　　他喜欢谈论当下，表露自己生活的“即兴”：“我大多数时间是坐着，沙发上堆了很多书，每本书我伸手都能拿到。我随意抽出一本书看，在看的过程中忽然创作灵感来了，马上就开始写。我的纸笔就在旁边。”他反对“进度”：“我写得多的奥妙之一就是没进度，我绝不给自己定任务。”

　　他的生活也是“单纯”的：“我不做股票，也不做基金，也不炒房子，只靠写书，绝不进行商业写作。我为了单纯。”

　　“我的政界和商界的朋友大多很信任我，有问题就找我，我就利用多方面的特长吧，比如我懂点经济学、政治、历史、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教育学、东方文化，来帮他们解决问题。”

　　也许这些话可以解释柯云路何以著作如此丰富，涉及如此广泛。在他28年公开发表的作品中，政治小说、商界小说、西方哲学、东方禅宗、情商开发、婚恋解答、家庭教育、气功、中医、神秘现象……内容纷繁错杂，时间犬牙交错。司马南曾评论：“柯云路的写作速度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阅读速度。”

　　那一段“独”的历史

　　谈及其过往，柯云路明确表示“我不是特别喜欢讲这个话题”，“首先我不愿意披露我的家庭，另外我不披露我的个人生活，决不把自己做成一个明星，提供各种各样的逸事、趣闻。”于是在有限的资料里，我们知道他1946年生于上海，父亲为工程师，母亲为家庭妇女，并无严厉家教。

　　他的文学道路从高中开始。那是当时北京最好的一零一中，第一次当堂作文课，语文老师站在柯云路身后看了半天，课后问他，是不是对文学很感兴趣。柯云路说，有一点。“文革”伊始，这位吴姓语文老师因当过右派被学生批斗，受其赏识的柯云路也被牵连，成为“修正主义黑苗子”。

　　“那天这个老师在宿舍吊死了，宿舍就在学校里，她的尸体被抬出去，人们围观的一大堆，我就远远地看着。那时候的心情大概跟我以后当作家有点关系。”

　　1966年底，柯云路在北大看到一张大字报，《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对林提出反驳。他认为这张大字报说得正确，便找到了写大字报的两位农大附中的学生。后来两人被抓，柯云路也被抄家。“打倒我的大标语从动物园贴到圆明园。”

　　1968年，柯云路到山西绛县插队，在农村呆了四年。“挣工分，种地，养猪，磨豆腐，犁地，耙地，扬场，摸爬滚打”，他说他一直在观察着这个社会， “那几年的生活跟我后来的写作有很大的关系，没有这个我怎么能写《新星》呢，写县、乡的干部也写得不像啊。”

　　1972年，柯云路到位于榆次的山西锦纶厂当工人。1980年，他的处女作《三千万》在《人民文学》发表，并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1983年，柯云路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从我写作开始，如果说我有什么特点呢，我非常地单独，非常地独立，单独，孤独，独立，甚至用一个‘独’字也可以。”

　　柯云路说，他无党派，而“我加入这些党派都是有机会的”；他曾经是山西省政协委员，“再往下很可能升到全国政协委员了”，因从不去开会，这一职务没有得到保留；他身处作协，从不参加任何作协会议。山西作协曾经为十个有贡献的作家分房子，别人一番抢，“出去十分钟上个厕所回来可能就没了”，柯云路不要。他仍然住在榆次一间破平房里，没有卫生间，没有水龙头，家里一洗衣服他就去提水，骑自行车上街，在城乡交界处散步，跟农民聊天，图的是“那地方比较安静，离太原远，没人打搅我”。

　　“作家里面有很多群体吧？每个作家都可能有一群志同道合人际关系比较接近的朋友，每个作家都可能在苦难的时候呼救，写出比较好作品的时候会有人给他来捧场。我没有。我最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作为朋友来帮助我，我成功的时候也没有人来给我喝一下彩，我完全都是独立行动。没有一个作家能做到像我这样。”

　　这个特立独行的作家自称“人生最大爱好有三：文学，哲学，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