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官，给我个号吧，让我见见市长。”一名面容憔悴的中年男子拉着一名值勤警察，不断地哀求。
记者刚想上去采访，一群人呼地围了上来，高声说道：“你是记者？哎呀，太好了，帮我们说说话吧。”还没等记者答话，一堆反映不同问题的材料已经塞到记者手中。
4月21日，是昆明市第二个“市长接待日”。近千名群众到昆明市体育馆等待，但这天他们中只有100人可以受到接待。
从今年3月开始，昆明市将每月20日定为“市长接待日”，4月份改为21日。这天受访的是3月20日发出的101号至200号接访序号的群众。据悉，首个接待日发放的接待号已达1250号，按每月接待100位受访者数量计算，至明年3月才能完成已发放号数受访市民的接待。为拿到序号，在头一个市长接待日的晚上，几十名群众连夜排队等候，有的甚至在昆明市体育馆打起了地铺。
中午12时，参加接待的昆明市政府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春光心情沉重地走出接待室。他说：“老百姓真的需要关注，也许他们的事对社会来说是小事，但对他们个人来说，却是一辈子的大事。”
最让李春光难以释怀的，是当他们对一位儿子被杀、至今没有拿到法院判决赔偿款的父亲说：“您放心等待吧，我们会解决的”时，这位76岁的老人潸然泪下，说：“我还能等几年啊！”
“这是多少老百姓的无奈。”李春光说，“今天上午我们接待了6位群众，其中只有一件是需要通过行政部门解决的问题，其余的完全可以通过司法渠道解决。为什么那么多人不通过正常渠道反映问题，而是满怀希望来这里，对市长说同样的话：您是一家之主，如果您都不为我们做主，谁还能为我们做主？”
昆明市信访局提供的资料显示，首个“市长接待日”受理了100件，内容涉及社会保障、法律诉讼、城市建设、城镇居民住房、农村土地征用、国有企业改制、教育医疗等。除其中9件不属于受理范围，其余91件信访事件的主体部门都按法定程序和相关政策进行了办理。91件中有65％的接件是以前处理过的问题，相关部门又重新进行了审查。所有处理结果都以书面形式告知了受访者。
对于这一成果，人们在赞扬之余也表示了担忧：“市长接待日”会赋予群众更高的期望，认为市长无所不能，认为只要领导批了，问题就能解决，从而导致更多的利益受损群体不去找相关部门解决问题，而是带着希望来到这里。把本该职能部门干的事变为市长来干，“把市长变成了小公务员”，这种“执政为民”的尴尬，是民意的不通畅、法制的不健全、职能部门的不作为。
正在云南大学讲学的国内著名哲学家、原广东行政学院院长、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张尚仁指出，政府行政权力非理性的行使，使政府行为紊乱，民众并不因经济收入增长而增加对政府的信任，反而对政府的许多行为不满，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
“最令人难于理解的是，政府本来是为维护公平而存在的，但现实中，政府却拥有种种特权。”他说，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03年我国实际的公务和行政性支出占国家全部支出的37.6％，而美国占12.5％；我国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支出占25％，美国占75％。在我国的支出结构中，最容易增长的是公务和行政性支出，最不容易增长的是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支出。而前者表明的是政府利益，后者表明的是公众利益。
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认为：“正是因为毛细血管有障碍，才导致百姓蜂拥而至主动脉。治国要治官，还要治吏，如果所有的小吏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听民意、舒民困、解民忧，会有那么多百姓通宵排队向市长提出自己的诉求吗？”
他指出，民意表达的渠道有多种，比如各级人大代表是百姓和政府间的接口，为百姓鼓与呼是责无旁贷的事，这个渠道不能缺少，而且应畅达。但现状是，有的人大代表名不副实。“人大代表是"嘴"，这张嘴不是代表人民去吃会议伙食，而是在会上会下代表人民讲话。”他说，“媒体也是一张嘴。把媒体这个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民意表达手段使用起来，让媒体真正成为一种监督的力量，百姓可以通过媒体说话，还要直接找市长面对面去倾诉委屈吗？”
有关人士指出，“市长接待日”的目标不仅是帮助老百姓排忧解难，而且应是通过接待群众，追究为什么群众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是人出了问题，还是制度出了问题。通过问责制进行治理，最终使群众能通过正常的制度、正当的程序解决问题，“让市长不用再设接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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