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封民国

　　新局面

　　进入新世纪，学者们终于苦待来了一个变局。

　　2001年，适逢辛亥革命90周年，张宪文和一批大陆民国史学者又被邀请去台湾作学术交流。临行前，学者们彼此心里都犯难，每次逢十纪念的时候，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那个老话题就势必会成为两岸学者争论的关键。

　　双方都那么熟了，每次交流还都得争，大家就讨论，能不能统一个双方都接受的说法，理论上站得住脚，面子上也抹得开。讨论最终，还是没有结论，大家都觉得有困难，政治上比较敏感，不如静观待变。

　　等到张宪文他们从台湾交流回来，一个新的局面就真的出现了。当年，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活动，江泽民作了报告，内容意味深长，其中很多评价具有颠覆性。他说，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

　　这个提法在学界引起了共鸣，被认为是一次思想上从革命史观到民族史观的转变，他把之前两个阵营的分歧，用一句话就统一到了一起，对民国史的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

　　历史学家们第一次开始认真地审视提了6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论。大家发现，当时参加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一些留学生、海外华侨和下层会党，到了后期多数是新军。事实上中小资产阶级参加很少，大资产阶级更是凤毛麟角。也不能说这个革命是妥协的、软弱的，这种说法是把孙中山让权的问题看得太重了。而所谓的不彻底性，也是不切合实际的。

　　是年底，反映辛亥革命的电视剧《走向共和》开拍，在这部戏里，李鸿章颇具深意地对孙中山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事情。”

　　一代人的叹息

　　而民国史的编纂任务仿佛也注定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进入新世纪，大陆几位民国史学术带头人李新、孙思白、李宗一相继故去。这部民国史，少了设计师，自此停滞，搁浅至今。

　　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这套书的使命其实已经完成了。“它本来就是一个计划时代的产物”， 民国史专家陈红民评价说，这套书史观前后冲突，第一本是1981年出的，最新的一本是2005年出的。这两本书放在一起，绝对看不出他们是一套书，其中的研究方法、史观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如果硬要说学术价值，倒是一部研究民国学术史发展的最好样本。

　　但对于一部官修正史的使命，这部书还远没有完成。从1972年至今,早期《中华民国史》编写组的成员一直没有退休离岗的只剩下3 位：杨天石、耿云志和曾业英，最年轻的也已逾古稀。

　　如果说，之前学者们担心的是大陆这部民国史，“一出生就将面临修订。”而到了新世纪，摆在他们面前的困惑却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2000年，随着岛内国民党的选败，学者们发现，两岸对话的圆桌消失了。

　　岛内民国史的研究日渐式微，两岸研究界自此再也没有了冲突、对话的局面。蒋介石日记外流斯坦福，去蒋化的呼声在岛内日益高涨，两岸学者已经很少在同一个语境下面对了。

　　之前，岛内研究民国史的机构一个是“中央研究院”，再一个就是国民党的党史研究会。前者1928年成立于南京，是当时隶属于国民政府，为民国最高的研究机关；后者是国民党所有党史研究机构的总称，研究国民党史的核心机构，和大陆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相似，是一个机构庞大的单位。

　　而在民国史的资料占有上，这个国民党史研究会无疑是最全的。而且之前研究的资金也相当雄厚，都是国民党的党费支持起来的。

　　到了新世纪，国民党选败，党史研究的局面江河日下，岛内的民国党史研究会失去了经费支持，没了官方背景，成了蒋介石基金会。

　　而作为一个选举党，国民党内也不再关心党的历史了。这一点连岛内的学者也无奈，无论怎么说国民党也是一个有百年传统的党，讲党的历史也是很光荣的，但后来被民进党翻出一些不光彩的事，就干脆连自己也抛弃历史。现如今国民党内搞选战的一些年轻人都是从西方回来的，只要是任何一点包袱，新的选战团体就会甩掉。

　　2007年，蒋介石在岛内的影响日渐淡化，而在大陆，新的一轮民国人物热潮正在持续，关键词就是蒋介石日记，团结出版社的《蒋介石日记解密》和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正在畅销。

　　这一年，岛内的蒋介石研究机构已经消失，而在杭州，大陆第一家以蒋介石为名称的研究所刚刚成立，所长就是陈红民。

　　如今，官修《中华民国史》的工作几乎停滞，没有人知道它完成的确切日子。

　　两年前，张宪文和一批民国史研究者曾试图呼吁，把民国史的研究像清史研究一样作为一个大工程来抓，报告打上去，至今没有回音。

　　不久，远在斯坦福的蒋介石日记开放，国内为之震惊，学者赶潮宛如过江之鲫，而在岛内，蒋介石像开始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