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封民国

　　唐德刚：抢救“民国史”

　　一个真正出色的史家，都有着“以一人敌一国”的力量。

　　“以一人敌一国”，这是唐德刚给台湾《传记文学》创始人刘绍唐的一句评语。用长远的时间尺度来衡量，一个真正出色的史家，都有着“以一人敌一国”的力量，中国的司马迁、陈寿、司马光，希腊、罗马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吉朋，他们凭借自己的传世之作，无不做到了这一点。口述历史是记录历史的最初形式，司马迁文采风流的《史记》就采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但是，提起口述史，很容易想起唐德刚这个名字。

　　我最早读到他的书，就是198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的那本《李宗仁回忆录》，正是这本书和他的《胡适口述自传》，成为他对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为中国近现代的口述历史树立了活的范例，设定了具体的标准。这些硬梆梆的作品使巍然屹立在口述史这个领域，称他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是恰当的。

　　大陆这些年也很重视口述历史，不过说实话我们很多所谓的“口述自传”、“口述回忆”，来得太容易、太廉价了，只凭传主个人并不可靠的记忆，缺少详实可靠的档案和其他材料的相互参证和补充，充其量只能算是口述史料，还算不得真正的口述历史。唐德刚在谈到口述历史时说过一番话，口述历史决非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下来就成那么简单，那样至多是一堆口述史料。他说，《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的口述大概占50%，另外的一半是他找材料考证补充上去的；李宗仁的回忆录，本人口述只占到可怜的15%，其他的85%是他从报纸、图书馆到处搜求资料补充、考证而成的。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他近年出版的《张学良口述自传》也是不及格的，至多是个毛坯，离最后的成品还很远。

　　年轻的唐德刚因缘际会，踏进这个领域，按他自己的说法，一是录音机的发明，二是1949年中国政局的剧变，大批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移居美国，李宗仁、胡适、陈立夫、孔祥熙、顾维钧……这些显赫的名字吸引了哥伦比亚大学，而他恰好被选中来执行这个口述计划，民国口述史的这一扇神秘之门就这样被他轻轻推开。

　　但是，唐德刚之所以赢得名声、为大众所知靠的主要不是他的口述史著作，而是他的通俗性历史作品《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客观地说，这些书只是他的“业余”之作，口述史才是他的的“专业”，属于藏之名山、传之不朽的扛鼎之作。

　　作为汉语读者，我们为什么喜欢他的历史作品？首先是因为好看。他的笔下没有教科书式的一本正经和刻板，大大拉近了历史和芸芸众生的距离，更不同于时下中国盛行的学院派文字，板着学术八股的面孔，道貌岸然，面目可憎，言之无味。他时不时从历史中探出头来，说点题外话，和现实作些比较，插浑打科，开开玩笑，融入了中国传统说书人的风格，让人读来常常开怀、捧腹。唐德刚先生是史学中人，也是文学中人，他的文学素养很高，有深湛的古典文学功底，能诗善文，当年曾办过文学期刊，出过杂文集，还写过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他自己就明确指出，这部小说“也是口述历史”，虚构的只是人名、地名罢了，他要用这部小说为同时代那些历尽苦难的小人物们的噩梦留下一点见证。他一直试图找到小说和历史之间的界限，他用英文写过一部长达上千页的《民国史》，迄今未见付印。他说，出现在他笔下的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将”，而千千万万浴血苦战、辗转呻吟的士兵小卒则只字未提，他指出这正是我们所谓的“历史”的黑洞，这个黑洞只有靠“小说”去填补。所以，他如此区分小说与历史：“大事件、大人物就应该用‘历史’来写；小人物、小事件，甚或大人物、小事件，就应该用‘小说笔调’来写。”

　　在他看来小说写的是“真实的社会、虚构的人物”，历史写的是“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两者不过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他的口述史之所以好读，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应该和他对小说和历史的这种理解有关，他正是以“小说笔调”记下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使后人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我由此想起鲁迅当年对《史记》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唐德刚对口述历史的特殊贡献离不开他的文学根基。

　　洋洋13卷的《顾维钧回忆录》，这位阅历极为丰富的外交家，一个人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外交史，加上顾氏本人保存了大量的档案材料，这样一本回忆录无论价值、可读性无疑都是值得期待的。唐德刚最初也曾参与这一口述史抢救计划，并且是顾氏外交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然而在他离开当时的口述历史室之后，录音稿最后由一位缺乏文学天赋的美国小姐整理，将他“从前写得很生动、很精彩的一些情节删掉了不少”，加上部头太大，我们现在读到的《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可读性就和《李宗仁回忆录》不可同日而语。其实，即便最后整理的那个美国小姐文笔一流，也不可能达到唐德刚那样的境界，因为她缺乏的是对历史情境本身的体验和感悟。唐德刚亲身经历了民国以来的动荡乱世，又有幸接触到胡适、李宗仁等许多重要历史人物，他自青年时代起滞留海外，有深刻的去国怀乡之感，历史是他乡愁的冲动，语言也是他乡愁的冲动，即使他用英语来记录历史，他也能体会到祖国的兴亡、历史人物的悲欢与荣辱，体会到母语的独一无二，他在不经意之间将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感喟、故乡情结化入其中。正是这些特殊的人生际遇和个人天赋，使他撰写的口述史不同于常人，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不可替代的史学价值，他也因此进入“以一人敌一国”的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