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榜（1890~1974），又名侯启荣，字致本，福建闽侯人。与永利制碱公司创始人范旭东并称为中国近代民族化学工业的先驱。
身为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侯德榜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莫过于“侯氏碱法”。而真正使他扬名国际学术界的“侯氏碱书”，却长期被冷落在历史的角落。
“侯氏碱法”最初试验于1939年。那一年，这位永利公司的工程师，专程到德国购买一种名为“察安”的治碱专利。
南开大学1986年出版的《侯德榜》一书，这样描述这位中国科学家在谈判中所受到的“侮辱”：德国厂方东挡西遮，虚与委蛇，尤其涉及技术之处，均讳莫如深；除了以高价刁难，还提出无理要求，诸如“使用察安法专利的产品，不得在东北三省出售”等等。
这种“丧权辱国”的条件，让“大义凛然”的侯德榜难以接受。众所周知，当时东北三省已经被日本侵占，德国的条件无异于公然否认中国领土主权。
据书中描述，义愤填膺的侯德榜在激动之后反倒平静了下来。他深沉地发誓：“难道黄头发、绿眼珠的人能搞出来，我们黑头发、黑眼珠的人就办不到吗？”
同样地，《纯碱制造》这本“侯氏碱书”，也是在一片爱国热情中诞生。自从永利牌“红三角纯碱”诞生后，侯德榜深感于“在洋人垄断下技术创新的艰难”，为了“发扬炎黄子孙兼善天下的风格”，他决定撰写一本专业书籍，将十年苦战所得的治碱经验公布于世。
如此这般的民族情怀笔调几乎贯穿于侯德榜的各种传记。一位化学史研究者，得知记者要写侯德榜，首先便建议去读国外编著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因为其中的有关评价和史实，没有蒙上这样的色彩。
北京大学化学系博士生叶青，在对中国近代治碱史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后发现，正是这样的语境下，“侯氏碱法”的历史地位某种程度上被国人过分渲染了。
据这位化学史博士生考证，“侯氏碱法”的初期试验，原本是在香港、上海和纽约三地进行。但在国内不少教科书里，试验地点被突出为既无设备又缺原料的四川，那是永利公司抗战时期迁移的所在地。
不仅如此，这一治碱方法原本由永利公司自身命名，但在国内不少公开资料中，却被有意无意地误读成由国际化工界命名。侯德榜1935年荣获中国工程学会第一枚荣誉金牌，也被归功于“侯氏碱法”的创立，而事实上，仅从时间上判断即可得知，这两者完全没有关系。
与这种渲染相对应的，却是另一项学术造诣《纯碱制造》的被冷落。
这本出版于1933年的英文著作，一经问世即被美国《科学》等权威杂志报道。直到2004年，书中的观点还被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引用。
但在国内学术界，这本“侯氏碱书”却遭到了冷遇。传记《侯德榜》一书，对这本专业著作只用了十多页来介绍，而那套治碱方法，则占据了数十页的篇幅。在SCI的检索中，也没有一篇中国作者的论文引用《纯碱制造》。
属于同一个人的成果，占据了同等的学术地位（甚至于《纯碱制造》更高一些），为何面临不同的境地？
叶青将个中原因归咎于“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的不平等地位。她分析认为，“侯氏碱法”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技术，充分满足了国人急功近利以求强国的愿望，而“侯氏碱书”所反映的科学与学术精神，却向来不为国人关注和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侯德榜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担任化工部副部长等职位，这些身份也或多或少使得“侯氏碱法”荣登至高地位。
一些当事人说，当时的教科书对于其他治碱方法“拼命地贬低”。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的化工企业都开始推行这种中国人自己研发的治碱方法。
而事实上，“侯氏碱法”由于工艺复杂等原因，更适合应用于大型企业。据说，当时匆忙成立的数十所化工公司中，一部分由于不堪重负而不了了之。
这恐怕是侯德榜本人始料未及的。在叶青掌握的侯德榜与友人的通信中，这位前辈表达了对这种“一边倒”式跟风的担忧。可惜直到他去世6年后，这种错误导向才在化工部的内部会议上得以纠正。
研究过这些掌故后，叶青不禁感叹：“如果国人的思想还停留在注重器物和技术层面，那么我们的强国之路就非常之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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