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史上最大的财务造假案——“蓝田造假案”，在近8年的时间里撂倒了无数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曾任农业部财务司司长的孙鹤龄，是蓝田造假案涉案人员中最后一名被判刑的厅级高官。孙鹤龄一度被“双规”又被解除，他及亲属子女共退赔了430余万元。
已经退休8年的他，被判有期徒刑8年。
2007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68岁的农业部财务司原司长、总经济师孙鹤龄有期徒刑8年。
孙鹤龄在任职期间帮蓝田上市、帮女儿买股票、帮企业担保贷款，最后68岁的孙鹤龄把自己送上被告席。
巧合的是，此时，他已经退休了8年。本来可以颐养天年的他，未来8年的日子只好在监狱度过了。
解除“双规”后退赔430余万元 孙鹤龄在农业部财务司长的任职上，站完最后一班岗，1999年以60岁的年龄光荣退休。然而，退休8年来，他的生活一直不平静。8年后，径直到监狱去服刑了。
孙鹤龄1963年从西南财经大学毕业后志愿到西藏工作25年，后来在胃部被切除70%的情况下，从西藏到内地，从基层到机关。1996年9月，孙鹤龄任农业部总经济师兼财务司司长，行政职务为正厅级，享受副部级待遇，至此，孙鹤龄达到了他人生仕途的巅峰。他在学术研究方面也颇有成果，享受着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但是，谁也不知道他还有两块心病，并在他退休之后被揭开。
2001年10月，“蓝田造假案”案发，随即在全国引发连锁反应。2003年4月4日，孙鹤龄被“双规”。他立即明白是蓝田公司上市和自己亲属子女买股票引发的。但是孙鹤龄心存侥幸，他斩钉截铁地对办案人员说：“我的确没有贪污受贿，这个原则我很清楚！请你们查实。”这次简短的“双规”谈话很快结束了，后来组织上对他的“双规”解除。
孙鹤龄的两块心病：一是帮助蓝田股份上市，但他自认为都是照章办事；二是帮助自己的女儿和妻妹购买的10万股蓝田内部职工股票获利488万元，孙鹤龄认为只要及时纠正错误，就可以向组织交代了。
于是，在被“双规”之后，孙鹤龄开始了积极的自我拯救。在“双规”期间，孙鹤龄“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积极交代并写了材料”，同时孙鹤龄让女儿退赔。女儿钱不够，为了表示诚心，孙鹤龄还拿出自己的6万元。因为女儿已经与丈夫离婚，女儿前夫所欠40万元由北京朝阳区法院判决由女儿前夫归还。在此期间，孙鹤龄积极退赔了125.6万元。加上后来湖北荆州市警方收缴的308万元及补交的款额，孙鹤龄及亲属子女共退赔了430余万元资金。
退赔后的孙鹤龄以为这样就完事大吉了，岂料，孙鹤龄所在党支部对其作出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这是令孙鹤龄不能接受的。他向党组织提交了《我的申诉》，重申了自己的三条意见：一是蓝田股份上市过程中是公正履行职责，他不是决策者；二是决不同意受贿的结论；三是在担保问题上有失误，但不是滥用职权。
那么，在孙鹤龄提出的这三条意见中，到底潜藏着什么样的内幕呢？
由“幕后推手”到“提供便利” 在农业部金融领域，身为农业部总经济师兼财务司司长的孙鹤龄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包括蓝田股份上市之时，孙鹤龄成为重要运作者之一。
沈阳蓝田成立于1992年，由沈阳市新北副食商场、沈阳市新北制药厂和沈阳莲花大酒店共同发起，以定向募集的方式成立，3家发起人均隶属于沈阳行政学院。沈阳行政学院副院长瞿兆玉担任沈阳蓝田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
据中国证监会后来查证，蓝田股份在股票发行申报材料中，采用多种造假手段，经农业部推荐和运作，1996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每股8.38元发行3000万股社会公众股。
在蓝田股份上市前的一些审核工作中，孙鹤龄作为农业部财务司长，一直担任执行者的角色。蓝田股份上市以后，其财务数字一直保持神奇的增长速度：总资产规模到2000年末增长了10倍，达28.38亿元，“蓝田神话”由此诞生。
2001年10月，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在《金融内参》发表文章《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的几百字短文，率先质疑“蓝田神话”是靠贷款支撑起来的。此后，各大银行再也不给蓝田股份发放贷款，蓝田股份的资金链由此断裂，蓝田股份造假由此案发。
2004年11月，湖北省高院作出判决：瞿兆玉犯提供虚假财务报告和提供虚假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与瞿兆玉同时落马的还有涉及蓝田案的原洪湖市委副书记、市长韩从银等人。
在瞿兆玉、韩从银等人落马前后，有关部门也把目光聚焦在蓝田股份上市的幕后推手上，于是，时任农业部财务司司长孙鹤龄成为焦点。因为在蓝田股份上市的运作过程中，多有造假行为，之后孙鹤龄被认定为这一过程的“主要决策人之一”。这个说法立即遭到了孙鹤龄的强烈抵触。
孙鹤龄在2005年6月3日提交给党组织的《我的申诉》中，坚决否认自己是蓝田神话的“幕后推手”。他申诉称：上市的每个环节都是按照证监会文件精神办理的，手续完备、程序透明。我根本没有蓝田股份上市决策人的权限！在蓝田股份上市过程中，我与瞿兆玉没有任何私下交易承诺，也未收受任何好处，完全是公事公办！
孙鹤龄的申诉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可。中纪委驻农业部纪检组没有就此追究孙鹤龄的责任，在此后检察机关和法院审判过程中，也仅仅认定“孙鹤龄利用担任农业部财务司长的职务便利，在履行审批农业部所属公司上市及发行股票申报审核的职责过程中，为沈阳蓝田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农业部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提供了便利”。
虽然摘掉了扣在自己头上“幕后推手”的帽子，但也正是孙鹤龄为蓝田股份的上市“提供了便利”，才有了下一步10万元股票获利488万元的“不当得利”。
帮女儿买股票构成受贿证据 尽管孙鹤龄泣血申诉、苦苦哀求女儿退赔，甚至不惜动员女儿跟前夫打官司进行“自我拯救”。但是，孙鹤龄帮助女儿购买10万股蓝田内部职工股并获利488万元是无法推掉的，因此被开除党籍。更令孙鹤龄没有想到的是，党纪处分仅仅是个前奏，纪检部门已与司法机关沟通，后者将介入孙鹤龄受贿案的调查取证。
此时的孙鹤龄不了解这些，他坚决抵制“受贿”的结论。孙鹤龄认为自己没有受贿的理由很简单：他没有收受瞿兆玉的任何好处，不但按规定办事，还帮助农业部从瞿兆玉那里筹集了500万元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不但无过而且有功。
瞿兆玉用500万元给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的赞助，换来一张荣誉证书，瞿兆玉的出手大方和公关能力，最终在1996年5月27日证监会批复蓝田股份上市得到了验证。在蓝田股份正式挂牌上市之前，瞿兆玉专程来到孙鹤龄的办公室表示感谢。这时候孙鹤龄很正经地说：“我们只是履行工作职责，没什么可感谢的。”
瞿兆玉说：“那你买点蓝田内部职工股吧。”作为财务司司长，孙鹤龄当然知道内部职工股一旦上市意味暴利。但他依然说：“部里有规定，处以上干部不准炒股。”瞿兆玉也说：“你可以让家属、小孩买，不会有事也不会违规。”说完就走了。
买不买蓝田原始股？几天之后，孙鹤龄在岳母家里见到了女儿和妻妹，于是他把瞿兆玉劝说亲属子女可以买股票的事说了，女儿和妻妹立即表示让孙鹤龄帮助买些内部股。几天之后，孙鹤龄给瞿兆玉打电话购买了10万元股票，3年后变成了488万元。
而孙鹤龄认为，反正原始股是花钱买的不是送的，不算受贿，再说自己又不买，所以他根本没把这事当作是犯罪。直到2006年7月28日，孙鹤龄在“双规”后的《交待材料》中，“经过检察官的启发和帮助”才初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法院判决中，孙鹤龄因为帮助亲属子女购买股票构成受贿罪获刑7年。
帮企业贷款 变成滥用职权 孙鹤龄的第二宗罪是“私自动用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资金为天鸿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造成230万元的重大经济损失”。这一条，在法院下达的判决书中被认定为滥用职权罪，因此获刑2年。
1996年，已经升任农业部财务司长的孙鹤龄到无锡开会，遇到天鸿公司副总经理陆某，陆某邀请孙鹤龄一行到天鸿公司参观，受到了该公司总经理蒋某热情接待。这家企业曾被农业部评为全国百家优秀乡镇企业，给孙鹤龄留下了“有实力”的印象。
1996年12月，蒋某找到孙鹤龄，称企业有困难，想从财务司借款。孙鹤龄表示可以帮助贷款。经过联系，中信实业银行同意贷款，但提出要有担保。因为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的本金由财务司代管，孙鹤龄私自决定由基金会出面担保，并代表基金会与中信实业银行签订贷款担保合同，并将基金会一张500万元半年期定期存单作为质押。1995年12月5日，天鸿公司获贷400万元，期限半年。
1997年6月5日贷款到期，天鸿公司仍没有履约还贷。在孙鹤龄退休之前，除了两次派人催要之外，电话催要、写信催要这些方法他都试过了，但一直没有结果。
2002年9月9日，天鸿公司进入司法破产程序。之后，科教基金会先后多次与中信实业银行协商还贷事宜，双方最后同意各自承担一部分经济损失。2003年，按照担保合同确定的500万元质押金额，由科教基金会承担经济损失230万元。
在整个担保贷款过程中，孙鹤龄的动机只是想帮助优秀乡镇企业的发展，最后却把自己给陷了进去，也把自己送上了法庭。
帮蓝田上市、帮女儿买股票、帮企业担保贷款，最后68岁的孙鹤龄把自己送上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
在法庭上，由于事先孙鹤龄与辩护律师钱列阳交换过意见，钱列阳建议孙鹤龄承认有罪并为他进行轻罪辩护，所以孙鹤龄一上来就说：“我承认这两个罪名。”接着低声说：“我一直小心谨慎，女儿的事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大的失误，也是我晚年刻骨铭心的教训。我没有把握好自己，在女儿购股问题上没有过好亲情关。”
2007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孙鹤龄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
一审判决后，孙鹤龄没有提出上诉。至此，这场长达8年的案件终于落幕。（特约撰稿 丁一鹤）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责任编辑：张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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