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普法单兵作战肯定不行”

　　“现在农民对于法律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但苦于难找"老师"，他们平时有相对集中的闲暇时间，但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共交流场所。其实，农民的这些苦恼也是我们普法工作者的苦恼，我们很想给农民开展较好的普法宣传教育，却同样苦于缺乏更为贴近"民生"的途径和场合。”浙江省桐乡市司法局局长莫建中的这一说法，代表了很多普法工作者的心声。

　　近几年来，浙江省桐乡市依托农村“文化示范户”的平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让农民普法融入拉家常式的“农户聚会”之中。这一紧贴民生的做法深受农民欢迎，也解决了普法工作与农民脱节的难题。今天，浙江省司法厅、文化厅、普法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浙江省桐乡市召开现场会，向全省推广这一做法。

　　“赌王”阿六现身劝赌

　　阿六是桐乡市联庄村妇孺皆知的“赌王”，自称身怀绝技，自从戒赌后，他就成了附近一些“文化示范户”的常客。

　　这天，阿六在陆坤财老人家给村民表演赌博绝技，扑克牌在他手上似乎都长了眼睛，乖乖地听他的话，他想要什么牌就能拿到什么牌。“其实，赌博是"十赌九骗"，而且赌术高明的人很多，只要你参赌，总有被骗的时候，最终结果是输钱，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你才不会迷恋于赌博。”阿六的这段话引来了村民阵阵掌声。

　　阿六是受陆坤财老人相邀，特地来他家向村民现身劝赌的。2002年3月，陆坤财老人从乡广播站退休后，就腾出一间房子供村民聚会，他家也就成了桐乡市首批“文化示范户”之一。老人把多年来收集整理的各种剪报、书籍提供给村民翻阅。当地政府相关部门也给他添置了不少法律科普书籍和宣传资料，还送来了一台电脑，可供上网。于是，陆坤财老人家成了这些部门送法律、送文化、送卫生、送科技进农户的根据地，更成了村民的图书馆、信息交流站。

　　记者在这里看到，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禁毒、禁赌、反邪教的画板挂满墙壁。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业技术推广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农民需要的法律书籍一应俱全。

　　“退休后，我一直想为村民做点什么，我注意到晚饭后村民一般都没事干，我就腾出这间房子，摆上桌椅、电视和书本，让他们来看看电视、拉拉家常，打发打发时间。有时候也搞一些寓教于乐的节目，比如请"阿六"来劝赌，村民既娱乐了一把，又能接受禁赌教育。”陆坤财老人说。

　　记者了解到，除了像阿六这样的劝赌表演，陆坤财还会播放一些法制教育的电影和幻灯片给村民看，有时也会请镇司法所的干部来解答村民的法律疑问。

　　农村“文化示范户”的由来

　　在桐乡市，像陆坤财老人这样的“文化示范户”有1000户。

　　“现在的农民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日落而息"的传统农村生活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他们的需求，他们希望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和满足。这个时候，政府部门如果不及时加以引导，诸如赌博、打架斗殴、封建迷信等社会不良现象就会集聚，影响社会稳定。”桐乡市委宣传部部长吴炳泉说。

　　“文化示范户”的出现，解决了政府的这一顾虑。从2000年下半年以来，桐乡市按农村村民小组为单位，创建“文化示范户”，并逐步覆盖每个自然村。通过它的辐射和带动，桐乡市宣传、司法、文化、教育、卫生、农技、科普等相关部门给农民送去了文艺、法律和科普知识，同时也在经费、硬件上予以支持。

　　记者了解到，“文化示范户”开展普法、文艺宣传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有奖竞答、幻灯电影、读书读报，也有利用民间曲艺的形式开展宣传活动的，深受老百姓欢迎。

　　“"文化示范户"是一个综合载体，是政府引导农民学文化、讲法治、重科技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并不是所有人家都能成为"文化示范户"的。这些年来，我们有意挑选那些威信高、人气旺，又有积极性和生活热情的人家作为"文化示范户"进行培育和创建，其中有不合格的，我们马上进行调整，现在这1000户基本上都能正常地开展工作。”吴炳泉说。

　　“文化示范户”成为普法载体

　　记者了解到，在“五五”普法规划中，农民普法是重点。然而，开培训班、搞法制讲座等传统的法制宣传教育形式过于单一，缺乏有效载体。依托“文化示范户”的平台进行农民普法宣传教育，可以把普法活动融入“拉家常”式的“农户聚会”中，这一形式非常贴近农村实际。目前，浙江省将把这一做法向全省推广。

　　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葛慧君曾对此作出批示。她认为，依托“文化示范户”平台，将法制宣传教育融入文艺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法律知识，拓宽了农村法律宣传教育的渠道，增强了教育的有效性，也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一举两得。

　　“法制宣传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形式和途径过于单一会影响普法效果，针对农民普法，我们要走平民化路径。同时农村普法涉及面广，农民素质参差不齐，光靠司法行政部门一家单兵作战肯定不行。”浙江省司法厅副厅长陈志忠分析说。他认为：“依托"文化示范户"的平台，一方面可以从百姓的生产生活实际出发，以解决农民切身利益和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法的理念和法律知识在群众中传播，消除群众对法律的畏惧感，拉近法律与群众生活的距离；另一方面也可以整合宣传、文化、教育、卫生、农技、科普等部门和乡镇的人力、物力及财力资源为己所用，全面提升农民普法的效率。”

　　本报杭州4月3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