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专家胡应洲：中国不需要仿效美国医疗制度

　　《望东方周刊》记者李蔚/上海报道

　　中国不需要仿效美国的医疗制度

　　——专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务委员会主席胡应洲

　　美国的医疗投入有20%用在病人最后3个星期的生命中，这不合经济和伦理，很多钱都应该花在疾病的预防和控制上

　　父亲是早年香港“的士大王”胡忠，哥哥是香港富豪、合和实业主席胡应湘，特殊的家世背景常使人对胡应洲选择从医感到好奇。

　　75岁的胡应洲在上海接受《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时说，是童年的经历影响了他一生的方向。1933年出生于香港的胡应洲幼时经历了太平洋战争，曾因为日军侵略而在老家花都的小山村躲藏了好几个月。在广东各地颠沛流离的岁月让他亲眼目睹了当时国家的贫穷、人民的困苦。

　　“追求真善美，确立信爱望”---在就读的教会学校，这样的教导让少年胡应洲记忆深刻。此后，他致力于医学研究和教育，他的两个儿子和儿媳也都是医学硕士、博士。

　　作为国际知名的医学专家，胡应洲还热心推进中国医学的发展，曾资助中国医科学者到香港大学及美国的医学院深造，受益者已有150人。参与资助计划的许多学者后来成为了学科带头人，或担任重要领导岗位，其中包括现任卫生部部长陈竺。

　　好医生对病人有怜悯之心

　　《望东方周刊》：你资助的许多人都成为中国医学界的领头人。你对医学人才的判断和挑选有什么特别的标准吗？

　　胡应洲：挑选医学生，最重要的是人格，看是否有为人服务的精神和热忱。好的医生对病人有怜悯之心，对病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我见过许多优秀的人才，但如果人格有缺陷，就不会对社会有很大贡献。

　　我通常不问学术问题，而是通过各种机会来了解候选人的生活态度。有一次，我用自己曾经犯过很多医学失误作为问题的开头，询问某个候选人的一次医学失误。他回答，在他的外科医生生涯中，没有过任何失误。当然，他后来没有入选。

　　并且，我确定人选的时候注意选择那些在国内已经有一定事业基础的学者，而不是年轻的毕业生，否则他们就可能一去杳如黄鹤。

　　我是1993年前后认识陈竺的，当时他是王振义教授的助手。我很欣赏他，他做事很认真，也很有创意，而且不高傲，实事求是。

　　《望东方周刊》：耗费重金将这么多人送去美国深造，你认为美国的医学教育有何可资借鉴之处？

　　胡应洲：首先，美国医学教育区别于中国，美国的高中生在进入医科学习前须取得大学本科学位。医学预科课程的侧重点因人而异，学科范围从生物、其他科学领域到芭蕾舞、历史或音乐不一而足。

　　在美国，所有医学预科生都必须完成一年的生命科学，一年的物理，一年的化学概论，一年的有机化学和一年的数学及英语。其他课程依据学生的专业要求完成。在大三，学生要求参加医学能力测试然后申请读医科学校。公立学校的医科录取率比著名的私立大学（如哈佛、哥伦比亚、耶鲁、约翰斯·霍普金斯）都要高得多。2007年，哥伦比亚大学有6000名学生申请150个医科学位。通常情况下，医学院很少接收外国学生。

　　美国的医学院要求进行4年的医学核心课程学习。近年来，为了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对患者的关切，医学院的学生很早就在练习中增加了与患者的沟通。

　　希望促进教育部和卫生部的合作

　　《望东方周刊》：两相比较，中国的医学教育有何不足？

　　胡应洲：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首先，医学教育应该标准化、流水线化。中国培养一名医学学生到底需要几年？中国的医学教育大部分是在高中毕业后开设5年的课程。然而最近几年，许多医学院将学制改成了6年、7年甚至8年。而原本中国仅有一所8年制医学院，也就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7年创办、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为榜样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育部的官员告诉我，目前中国每年会有720名8年制的医师从12所医学院毕业。

　　其次，由于没有标准化的教育，医学院录取很多学生，但出来后却没有足够的医院接收，毕业生很多没出路，不能成为医生，而是去做医药代表。这是更大的危险，一定要对这个问题引起重视。

　　第三，医科学生毕业后临床经验参差不齐。其实医学后期教育可以分为两种学位，一种是学术学位，另一种是临床学位。

　　《望东方周刊》：“标准化”的标准应如何制定？

　　胡应洲：就中国实行的合格标准我没有做过仔细彻底的研究，只是在此发表浅见。然而我有在美国、英格兰学习和在香港的医学院教学的经历。以上三地在专业训练方面都有既定明确的标准。

　　中国是否引进美国医学院的教育模式还有待商榷。我真诚地希望教育部深入监管医学学位的授予情况，卫生部有效地利用医疗服务的资源以使中国医学院的课程体制更为现代化，时间安排更合理。

　　中国医学教育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应当建立一个有统一标准的临床医学教学体系，这样医学研究生才能获得合适的研究性训练。

　　实习医生应该通过严格的测试，以获得能够证明其能力的证书或学位，这样公众就能够放心让实习医生医治，也可以使他们的医疗服务得到恰当报酬。就我所知，规范化的医学毕业生能力测试项目还没有在全国实行开来。

　　关于医学教育，特别是研究生阶段存在的问题，陈竺部长非常关心。我希望促进教育部和卫生部的合作。最近，我也和教育部负责医学教育的官员有过交流，他们告诉我教育部已经意识到一些问题的存在。两个部的官员已经组织发起了共同探讨提高医学研究生教育的会议。

　　很多钱应该花在疾病的预防和控制上

　　《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胡应洲：“看病难看病贵”是世界性问题，需要通过资源合理分配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不需要效仿美国的医疗制度。在美国，医疗保健占了约15%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中国，我相信这个数字只有3%至4%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其次，中国需要进一步研究制定合理的医疗报账及激励制度，以形成一种良好的经济模式，鼓励医院和医务人员懂得节约，以及如何运用最有效而非最贵、最新的治疗方法。

　　第三，中国从农业经济到城市经济的过渡中，遭遇了很多问题。这两个阶段的发展，需要有不同的做法。一劳永逸消除大众诟病的方法根本不存在。对于医疗来说，公平的财务和分配是一项非常先进的科学，并且国家与国家之间各不相同。我建议，邀请国内外专家以及相关公民和政府官员探讨这些问题。

　　《望东方周刊》：新医改方案即将亮相，你认为中国的医疗领域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胡应洲：全国最重要的是农村，应该推动农村医疗，而农村医疗最缺少的是全科医生。中国医生特别专科，最重要的是普通内科。

　　另外，医疗预防体系非常重要。美国的医疗投入有20%用在病人最后3个星期的生命里，这不合经济和伦理，很多钱都应该花在疾病的预防和控制上。

　　预防包括三方面。一个是禁烟。美国已经推行禁烟运动40年，取得很大效果。减少抽烟可以大大减少心脏病、肺癌、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的患病几率。美国疾病预防中心公布的一项资料显示，美国成人吸烟的比例从1993年的25%降到了2004年的20.9%。我也曾向陈竺部长提议，要求在中国推行禁烟运动。第二是预防肥胖。另外，注射疫苗也是重要的疾病预防措施。

　　《望东方周刊》：你对新医改方案有何意见和建议？

　　胡应洲：我跟陈竺部长谈过关于医改的问题。他和部门同仁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也承受着巨大压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真困难。

　　《望东方周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具体指的是什么？

　　胡应洲：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卫生部能运用的资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要大大小于平均水平。英国全国医疗投入占了GDP的大约6%~7%。资金不足是卫生部面临的很大问题，要用如此有限的资源来推动医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陈竺部长和我谈过关于发展两个体系。一个是农村地区卫生监测站推广计划，以帮助困难病例，应用现代技术。这是跳跃式的革新进程，就像手机在中国广泛使用并不需要等到地面信息线路发展完备。另一个是发展城市医疗体系，政府应向公众提供最低限度的灾难性保险，雇主和市民也需要购买不同领域的保险。

　　我相信他们最终会找到一个方法。当然，整个世界都在为医疗问题寻找答案，不仅是中国。■

　　（本刊记者姜志鹏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