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在搜狐等国内知名网站和我市一些网站上,一个名为“中国古代的普通话,就是‘洛阳音’”的帖子引起了网民的热议,河南网民对此反响尤其强烈。
这个帖子最初来源于《光明日报》一篇《中国古代的“普通话”》的报道。
郑张尚芳认为:汉语起源于中原,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音;中华5000年文明史,4000多年里中国人都说“洛阳普通话”;“洛阳普通话”至今仍保留在京剧“韵白”中……
作为古代的“标准普通话”,皇帝、官员、知识分子等上层社会人士均以会说“洛阳话”为荣,认为这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目前,世界上1/3的人使用的全球最大语种——汉语,最初就是起源于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的中原口音……
郑张先生新书“一石激起千层浪”
郑张尚芳先生今年75岁,浙江温州人,中国社科院资深研究员,5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方言和音韵学研究。
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丁邦新曾列出上世纪50年代以后海内外“中国古音八大家”,大陆学者只占两位,一位是《汉语史稿》作者、汉语界“泰斗”王力先生,另一位就是郑张尚芳先生。上世纪60年代,郑张先生曾撰《 〈汉语史稿 > 语音部分商榷书》,对王力的上古语音系统提出诸多修改建议,受到王力先生的赏识与鼓励,王力先生曾许诺:“如果你出书,我一定给你写序言。”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列出“上古音的52项不规则变化”,这成为中国古音研究的重大学术命题。这52个“谜团”,郑张先生就破解了2/3,都写入他2003年出版的力作《上古音系》中。该书附有古音字表,对18000个字的谐声系统和上古音韵作了汇编。
在《上古音系》一书中,郑张先生明确提出,从夏代开始,中国古代就有“普通话”,就是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音。此前只有已故语言学家、中山大学教授李新魁先生提出过相似看法,但他的研究只到商代。
近段时间,《光明日报》、《北京科技报》等报纸相继以大篇幅报道了这一学术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上,尤其是网络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经多方努力,本报记者终于和郑张先生取得了联系,4月23日,郑张先生在北京的家里接受了记者的专访。郑张先生不愧是“古音大家”,这个晦涩难懂的古音研究学术成果,经他深入浅出地讲述,变得活灵活现、妙趣横生。
孔子“传道授业”时,用的就是“洛阳普通话”
众所周知,目前被广泛使用的普通话,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以普通的现代白话文为语法典范的汉民族共同语。
郑张先生说,其实,自古以来中国就面对地域方言多、沟通困难的问题。但汉语也有“统一”的一面:从黑龙江到云南,早就能实现“无障碍沟通”,这是近世官话方言扩展的结果。你如果研究过历史就会发现,在古代中国,官方办公、朝廷奏对、会议会盟、读书教学等都畅通无阻,这充分说明,中国早就有了民族通用的共同语言,也就是古代的“普通话”。
春秋时期,孔子兴办私学,门下有弟子三千。人们不禁要问:孔子究竟怎样授课,才能让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名弟子都能听得懂呢?
《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也就是说,孔子在讲课时,使用的都是“雅言”。
郑张先生说,在古代没有“普通话”这个词,但早就有类似的共同语言,只是各个朝代的叫法各不相同:夏、商时期叫“夏言”;西周、东周、秦、汉时期叫“雅言”(“雅”通“夏”);南北朝以后叫“正音”;明清才叫“官话”。
从学术上讲,这4种古代“普通话”虽然叫法不同、相互并不完全一致,但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即“雅言”来源于“夏言”,“正音”脱胎于“雅言”,“官话”则是“正音”的延续。
郑张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在中国古代,我们的语言系统有两套:一套是官方的,古代的皇帝、大臣及上层知识分子,在办公、外交、教书和交流时都使用古代“普通话”;在民间,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平民百姓则使用各地的方言、土话进行交流。
那么,在古代这种“普通话”是怎么形成的呢?
郑张先生笑着说,“夏言”、“雅言”、“正音”、“官话”,其实指的都是“读书音”。
所谓“读书音”,就是学生跟老师学习汉字时使用的标准语音。学生从认字时起,老师教的都是这种读音。为何“读书音”能够通行全国?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古代的私塾、太学制度非常严格,学生必须一板一眼地学,一旦念书不“地道”,轻则被罚跪,重则挨板子,这使得各地“读书音”虽稍有差别,相互通话却没有问题;二是“读书音”是所有读过书的人,也就是上层社会的通行语言,用“读书音”说话,标志着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不会“读书音”就意味着你“不够档次”。
当然,中国这么大,即使老师的板子打得再勤,时间长了,“读书音”也可能受方言影响而出现偏差。
各地的“读书音”出现不一致时,以哪里的“读书音”为准呢?
郑张先生认为,判断各地“读书音”对错的标准,就是“洛阳读书音”。
套用一下现在的说法,中国古代的“普通话”,是以中原语言为基础,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音,利用所有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向全国乃至日本、韩国、越南等“汉语文化圈”传播。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洛阳读书音”,并非古代的洛阳口语,也不同于今天的洛阳方言,而是洛阳太学里老师教学生时使用的“标准读书音”。
“洛阳话”为何成为古代“普通话”的“唯一标准”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问:中国这么大,朝代那么多,中国古代“普通话”选择的标准音,为什么一定是“洛阳音”,而不是“西安音”或者“南京音”?
郑张先生说,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汉语起源于中原地区,而洛阳是中原地区的核心。司马迁在《史记》上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指的是夏、商、周三代,其首都和主要活动区域都在洛阳或在洛阳周边地区。
郑张先生说,从民族起源上看,汉族的先民最初就是生活在豫西、晋南一代的“华夏族”,他们活动的中心地区就在洛阳一带。汉语最初就诞生在中原地区,当然以“洛阳音”为标准音创造了汉字。有了汉字,华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就更快了。
由于汉族在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体现出强大的实力,逐渐形成一种颇为强势的文化,汉语也随着汉族影响力的扩大,逐渐从中原地区扩展到全国各地并影响周边国家。由于汉字作为汉语的载体,是夏、商时期在中原地区形成和成熟的,所以其读音就反映了中原音。要学汉字就得学其读音,于是形成了“读书音”传统。周代把殷商贵族集中于成周,向他们学汉语,因此就传承了这个中原音传统。
人们常说“洛阳居天下之中”,其实,古人眼中的洛阳绝不仅仅是指地理位置居中。中国是个尊崇祖先的民族,洛阳作为整个“汉语文化圈”发源地的核心区域,自然“居天地之正”,“洛阳音”当然为天下正统,各个朝代、各个地域的汉语语音,都要向“洛阳话”靠拢、看齐。
第二,历朝历代(清代后期除外)的皇帝、大臣、文人和整个上层社会都推崇“洛阳话”。
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建都最早,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异常显赫。从汉朝起,凡洛阳作为首都或陪都的朝代,洛阳城内太学的“读书音”,自然而然地成为士族阶层的标准音。
南北朝时期,尽管洛阳处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但北魏孝文帝成为保护、推广“洛阳普通话”的功臣,他毅然迁都洛阳,要求鲜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汉语、穿汉服,不但进一步确认了“洛阳音”为标准音,而且直接影响了隋、唐的“正音”。
唐、宋时期,正式国都在西安或开封,为何“洛阳音”仍是“标准音”?郑张先生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史书记载,武则天时期,依靠告密在朝廷当官的侯思止读书很少。一次,他在朝堂上跟其他大臣讲话,说到“猪”字时,没有按当时标准音即“洛阳读书音”读成“dyo(雕)”,却按首都长安的音读成“jyu(诛)”,闹了笑话,被大臣当场耻笑了一番,武则天听说这个故事后忍俊不禁,笑个不停。
这个小故事说明了两点:其一,在中国古代的上层社会,在正规交际场合,如果你不说“洛阳音”或说“洛阳音”不标准,即使你用首都长安的“读书音”说话,上层社会人士也会笑话你“不够档次”,这在特别讲究身份、门第的古代,影响绝对不可忽视;其二,在中国古代(清朝后期除外),不管首都在不在洛阳,皇帝为了办公、交流的需要,也必须学习并熟悉“洛阳普通话”,否则很难和以读书人为主体的文官队伍进行有效的沟通。
典籍证据:“中华音切,莫过东都”
洛阳网友“河洛正气”问:从小就听老人们说,洛阳方言明俗实雅,大有讲究,但说“洛阳话”是古代“普通话”的标准音,到底有什么证据?
郑张先生说:“我的观点在各代的韵书和典籍中都有明确记载。南北朝长期分裂以后,在隋初统一时,颜之推等8人在长安讨论读书音标准的问题,谈话的结果由陆法言编成著名韵书《切韵》。”
《切韵》一书序中说: “吴楚(特指读书音,下同)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将包括都城长安在内的各地读书音都抨击了一遍。各地读书音都不标准,那么,以哪里为准呢?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指明应以北朝的首都洛下(今洛阳)和南朝的首都金陵(今南京)为准,而金陵读书音其实指的是南渡的北方读书人,尤其是洛阳人的读书音,而非土著的吴语。可见当时官方确定的读书音,是以南渡前的“洛阳音”为标准音。
唐代后期,文人李涪根据当时变化了的音韵,指责《切韵》审定的标准音为“吴音”,但他仍说,“中华音切,莫过东都”,“东都”指的就是洛阳,仍推崇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
关于“洛阳读书音”,《谈选》中有更为明确的记载:宋代名臣寇准和大臣丁谓曾在“政事堂”讨论“正音”问题,寇准说“西洛”(洛阳在开封以西,宋代以“西洛”特指洛阳)为“天下之中”,“洛阳话”应为标准音。丁说“不然,唯读书人然后为正”。二人的意思综合起来,就是洛阳方言不是标准音,只有“洛阳读书音”才是“唯一标准”。请注意,他俩是在首都汴梁(今开封)讨论此问题,却并不拿开封话作标准音。
南宋时期,著名诗人陆游在谈及“正音”的标准时,特别强调“中原唯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记者 程奇) 来源:洛阳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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