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西田哲学(图)

　　日本学者中村雄二郎著有《西田几多郎》一书。在这本书的末尾，作者写道：“我认为，研究西田哲学是有价值的，是因为我想西田哲学并没有失去它作为"日本的哲学"的坐标的意义。的确，西田哲学———至少就其积极的方面，可以说是在日本中体现日本同时超越日本，并且在近代之中体现近代同时又超越近代的哲学。作为这样一种思想成果现在仍然有它的生命力，不管人们意识到与否，它已成为"日本哲学"的坐标轴。”

　　读完这本著作，以及西田几多郎的《善的研究》，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西田哲学，而不是其他哲学家的著述，构成了日本哲学的坐标轴？反复琢磨之后，我发现，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西田哲学体现了哲学的特质，那就是对于“自我”的察看，特别是对个体的精神支柱的探索。正如古田光在《西田几多郎》一文中所说的：“西田哲学是在由日本急速近代化带来的混乱与焦躁中，从探索日本"近代个人"的精神支柱出发的哲学。”

　　西田所建立、所找到的个体是什么？是带有挫折感、悲哀感的烦恼的个体，那是大多数“明治青年”的共性。在《场所逻辑与宗教世界观》一文中，西田写道：“我们在意识到存在于我们自己根底的深刻的自我矛盾时，在自觉到我们是自己的矛盾性存在物时，我们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成为问题。所谓人生的悲哀及其自我矛盾，是古来惯用的熟套话，然而，多数人并没有深刻地注意到这一事实。”

　　当然，西田“深刻地注意到”的“这一事实”，并不是一个普遍性的事实，而是近代日本特有的事实，是对近代日本个体的描述。对此，铃木亨在《西田几多郎的世界》一书中已经作了一个很好的归纳，他说：“如同亚里士多德哲学思索动机在于惊异，笛卡尔的哲学思索动机在于怀疑，基尔凯郭尔则从绝望出发一样，西田哲学思索的主题是悲哀。”这就是说，西田从“悲哀”这一主题出发，既发现了日本近代个体的精神支柱，同时也建构了日本“独创哲学”的坐标轴。

　　西田哲学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当代中国思想的启示意义就在于，应当把哲学探索的起点、思想的起点，定位于特定时代、特定文化中的个体，更明确地说，就是当代中国的个体，以及由个体汇聚而成的群体：他们的生存处境是什么？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什么？他们在期待什么？他们想逃避什么？他们的焦虑是什么？他们的喜悦是什么？只有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真实感受，才能解释当代中国人的存在状态，以此为基础，才能成就当代中国人自己的本土哲学。

　　哲学是时代与人的一面镜子。只有深刻反映时代与人的关系的哲学，才是有生命力的哲学。百年以来，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其精神支柱一直处于变迁的过程中，从早期的“救亡”，到后来的“革命”，再到晚近的“发展”，有一条大致清晰的线索。但是，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其内在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尚未得到细致而真切的揭示。大量的汉语哲学著述，尽管内容宏富、旁征博引，似乎都在这个根本问题的外侧绕着走，而不能像西田哲学那样，直接回到近代日本的个体。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现当代的汉语哲学，无论是传统哲学、西方哲学，还是其他的哲学新潮，基本上都是在学院的高墙之内流传，而不能飞入寻常人家，也难以进入日常生活。更直白地说，哲学与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代中国个体的精神支柱是分离的。

　　时至今日，哲学虽然已经变成了一种学院化的知识生产，但是，哲学的本真，还是要回到生活，回到个体的精神支柱，回到时代中的人。这就要求，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在表达他的思想的时候，他预期的听众或读者，就不能仅仅是同行或“圈内人”，而应当是这个时代的公众，———就像孔子或苏格拉底，他们谈论的多是公众关心的话题，而不是“哲学同行”关心的“专业性”话题。

　　为什么孔子或苏格拉底对于公众有感召力，而当代的哲学家普遍缺乏这种感召力，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作者系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