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充实到这支队伍中：原国资委政策法规局副局长陈丽洁担任中国移动总法律顾问；原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司长宫晓冰担任香港中旅总法律顾问；原厦门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郭俊秀任东航总法律顾问等等”
本报记者 辛 红
“妈妈心、婆婆嘴、闲不住的两条腿。”面对记者，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的一位法律顾问这样笑着打趣自己。
这话听起来很软，但这是对企业内部而言；对外，他很硬气，因为“不是一个人”，在他身后有着一个强大的法律团队。
面对全球竞争背景下的法律战，央企的法律团队是否强大？他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严峻的国际博弈？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对几家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央企法律顾问队伍进行了调查。
央企法律顾问招聘走向市场化 17人，初看中国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总部法律部的人数并不多，但17人中有8人近两年充实到业务单位，有5人是从法院、律师事务所和跨国公司挖过来的。这其中，多名来自北京排名前十位的知名律师事务所和全球500强跨国企业法律部的专业人才。
“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中粮法律部人士告诉记者。以前，进中粮法律部的都是应届大学生，如今却以市场化招聘为主。
“国企的法律事务管理无论在人员规模、机构设置、专业化能力、培训上都与跨国企业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而其中，高水平的内部专业法律顾问人才缺口更为突出。”中粮法律部人士说，中粮的人力资源政策无疑为专业人才的引进创造了环境。
不仅是中粮。从2006年开始，国资委先后组织了17家中央企业面向海内外招聘总法律顾问，吸引了上千人的报名。
最近两年，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充实到这支队伍中：原国资委政策法规局副局长陈丽洁担任中国移动总法律顾问；原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司长宫晓冰担任香港中旅总法律顾问；原厦门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郭俊秀任东航总法律顾问等等。
来自国资委的最新信息表明，2004年底国资委提出的法制建设三年目标已经顺利实现：中央管理主要领导人员的53家企业全部建立总法律顾问制度，150家中央企业普遍建立了法律事务工作机构，以总法律顾问制度为核心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得到全面推进。
随着机构、人员的逐步到位，提升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在全球竞争背景下显得更为急迫。
“法律顾问需要专业化”。中国航空第二集团公司总法律顾问李申田表示，“这一点我们在和国外的交流中已经有了很深的体会，他们的法律顾问专业化程度很高。”
作为企业内部法律人员，法律顾问本来要求的就是复合型人才。国家电网法律顾问人员的门槛更高，从上个世纪90年代底起，必须是硕士以上学历，从2004年开始，则必须是学习经济和法律的“双料”博士。
力争再用10至15年时间，发展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能源化工公司，这是中国石化的发展战略。要与企业的战略要求相适应，“我需要的是懂法律、懂管理、懂业务、懂财务、懂外语的人才。”中国石化法律事务部负责人邵敬扬说。
法律风险是国际贸易风险的底线 近年来，中国的钢铁行业成为国外反倾销的重点领域。有数字显示，我国企业对反倾销的应诉率虽然近80%，胜诉率却不足40%。
据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首席法律事务管理师陆俊勇介绍，2007年以来，美国、欧盟、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连续发动多起针对我钢铁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涉案金额之大是历史上所不多见的。其中，欧盟对华热镀锌板反倾销案涉及出口金额达12亿美元以上，是欧盟历史上最大的对华反倾销案。
在集团法务部的牵头下，宝钢自1996年以来，参与了十余起钢铁产品反倾销、保障措施案件的申诉和应诉。截至2007年底，综合胜诉率为90%。
“在贸易救济工作中，熟悉WTO规则和当事国法律制度是前提，同时也必须正确掌握我国法律的内涵，灵活运用WTO规则”。陆俊勇说，但如何将被动应对转化为主动应对，这是宝钢一直考虑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2002年，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设立了产业损害预警机制。之后，上海市经委也建立起区域性钢铁产业损害预警体系，宝钢及下属子公司成为这一体系的重要支撑，宝钢许多产业方面的专家成为专家组成员。
但目前看来，要想更有效地应对贸易摩擦，企业更应该加强自律，积极与协会协调，减少盲目出口；政府部门则应该使公共信息资源充分发挥效能，建立更加完善的产业预警机制。
“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原野上拓荒，面临一系列重压、挑战和风险：竞争无序、诚信危机、合同风险、产权保护、国际规则和人才争夺等。”邵敬扬表示，“在诸多风险中，法律风险是底线。”
按照国家能源战略，中国石化不断加大“走出去”力度，法律事务部门因此深入开展了海外投资国别法律环境专题系列研究。从投资环境、外汇管制、财税安排、劳工政策、法律风险等重点方面，全面收集投资国最新石油石化立法动态及法律执行情况，在剖析现有项目合同订立与履行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补救措施的基础上，举办法律环境专题讲座，以有效维护中国石化在海外的权益。
同样是配合国家能源储备战略，中国广东核电集团(以下简称中广核)法律事务部门重点对关键风险控制点实施严格控制，具体工作包括法律尽职调查、项目谈判及文件签署上进行法律把关等。这是由于铀矿资源的特殊性，各国都有严格的管制政策，海外铀业开拓的决策、经营管理各个环节均潜在着较大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
“走出去”战略需要精细法律支持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企业的重大项目、重要合同都有法律顾问的身影。
“我们肯定是全程参与，从该项目的立项到谈判、交易等各个工作环节。”
参与过公司竞标菲律宾国家输电公司特许经营权项目的国家电网法律顾问告诉记者，法律顾问要就项目的可行性与合法性提供全面的法律论证。
中国航空第二集团公司总法律顾问李申田认为，集团公司及所属企事业单位改革发展的重大活动，如战略重组、改革脱困、国际合作等，企业法律顾问都能广泛参加，说明法律顾问参与企业管理的范围和深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法律顾问们在获得更多话语权的同时，风险的复杂多变也迫使他们尽快成长。
邵敬扬表示，应当看到，加入WTO后，我国与国际市场的联动性日益加强。而国际市场高度成熟和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原则和法律环境完善的地区基本已被巨型跨国公司瓜分完毕，剩下的市场基本上都在市场机制不完善、法律不健全的亚非拉地区，客观上加大和放大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各种风险。
尤其是进入发达国家的产品市场，其市场进入的非关税壁垒表现形式越来越高明，如欧盟于2007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及限制法案》(REACH制度)，从产品注册、评估、批准等角度加大出口国产品的成本，提高进入欧盟市场的门槛，对我国石化化工产品对欧出口带来重大影响。
而在缺乏法定保障的市场中，企业更多的只能依靠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来保障，而约定又必须遵循国际惯例，恰恰国际惯例又是欧美跨国公司主导和制定的。
中国中材集团公司就曾遭遇到类似国际惯例陷阱。集团控股企业下属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在向一家外国银行贷款时，对方表示贷款不需要担保，集团公司只要提供一份“安慰函”就行，并出具了草稿。但总法律顾问金乐永认为，草稿内容具有担保函性质，最终，集团按国际惯例出具了没有保证义务的安慰函，避免了高达4亿元的或有债务风险。
经过几年来的海外实践，中央企业的法律风险意识得到了一定提高，但也存在着对法律风险估计不足的现象。
在邵敬扬看来，企业要“走出去”，“不能一个猛子扎出去。法律事务工作必须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尽快成长、成熟，精细做好法律风险防范的充分准备”。
打造强大的后台基地 从今年开始，中国石化法律事务部门户网站开通了。
建这个网站花了很大力气，中国石化将25年来在规章制度建设、标准合同文本方面的最佳实践以及诉讼纠纷案例、公司事务与权证管理、外聘律师、普法论坛、培训动态等实现电子化管理、网络化传播，逐步自成系统。
邵敬扬对此有自己的想法：“法律人员具有单兵作战的工作性质，知识个人化，但企业很多经验都是花钱买来的，集团把经验组织起来，别人面对中国石化的时候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强大的法律系统支撑。这种做法在国外的大公司、律师事务所很普遍。”
陆俊勇曾碰到一件事：到美国跟通用电气谈判，来的是却是加拿大公司的法律顾问，对方告诉他，总部一个电话他就来了，很简单。
这对国内的企业而言是不可思议的。总公司的项目怎么会派出子公司的法律顾问呢？但跨国公司这种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让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屡屡提及，央企要学的便是放眼全球的气度。
去年，中国石化组织了部分企业总法律顾问到帝斯曼(DSM)、壳牌(SHELL)、威立雅(VEOLIA)、法液空(AIRLIQUIDE)、巴斯夫(BASF)、奔驰(DAIMLER)6家欧洲公司进行了考察。
“心得就是中国石化需要花大力气扎实抓好基础工作。”邵敬扬说，法律人员都喜欢往前冲，不喜欢作后卫，现在集团要打造的就是强大的后台基地。
目前，中国石化已经组建了“最佳实践”小组全面展开知识管理的基础工作。这些小组都是由系统内在特定领域最有突出专长和经验的法律顾问组成的，按照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以及专项法律事务五个领域，细分为资本市场与兼并收购、海外投资项目、国别法律环境研究、风险管理等35个小组。
在董事长宁高宁领导下的中粮，也在建立新的法律服务体系。为适应企业战略，中粮明确了法律顾问实行“双线考核与汇报”，即集团各级业务单位的法律顾问同时接受本单位业务负责人和集团法律部的双重领导，法律顾问的工作绩效由所在单位和集团法律部共同考核与评价。这个制度初步实现了全系统法律顾问的专业化垂直管理，在法律理念上与国际大公司相对接。
宁高宁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假如有一天职能部门没有了，集团会怎样？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法律服务要与企业业务发展高度融合。而这也是所有央企总法律顾问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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