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你们，别让我儿子出来！”
精神病儿第一次出院后扬言要杀人，如今儿子又要出院了，母亲绝望地说——
望着儿子，张桂珍忧心忡忡记者 施忠威 王振东 摄
49岁的张桂珍从兜里抽出一张皱巴的稿纸，一百多字歪歪扭扭地挂在上面：“我儿子是精神病，他一出来就打我，就要杀人，他爸已经杀死一个人了，求你们了，让我儿子继续呆在医院里。
A
悲剧家庭
丈夫半夜磨刀 多年后儿子也发病
家，对张桂珍来说永远是个奢望，11年前，她的丈夫杨殿才精神病发作杀人后，她和一儿一女就再也没敢回去过，现在，当地的一些家长都这样教育孩子：“别去杨殿才那玩！”1997年，杨殿才挥起菜刀砍死了村里一名8岁的女孩，后被医院鉴定为精神分裂症的他在接受治疗后被放回了家里，他的两间土房也就成了整个村子的“禁地”，没人愿意向那里多迈一步。
精神病丈夫砍死8岁女娃
被折磨的远不止精神病患者杨殿才一人。
德惠万宝镇顺山村的杨家兄弟共三人，杨殿才是老三，距离他的土房仅一步之遥就是他大哥杨殿发家。2000年，因为一点琐事发狂的他差点砍掉大哥的左手，从此两家行同陌路。再向前200米，是村民张闪家，1997年，张闪8岁的女儿张云志在上学的路上被杨殿才对着脑袋砍了数刀，从此，张闪一家的记忆永远停留在了11年前的血泊之中。
“女儿长得很水灵，我从不敢把她的照片挂出来，只要看见照片，她妈就哭。”张闪拿着一份1999年就生效的判决却得不到他心中的公道：“没办法，他是精神病。”至于判决杨殿才和他的监护人杨殿发赔偿的近4万元钱更是无从谈起，“他家那两间破土房值几个钱呢，他大哥更别提了，手被他砍残了。”
妻携子女逃离丈夫异乡打工
在杨殿才砍完人的一个月中，作为妻子的张桂珍惶惶不可终日，这个平日里老实得“连屁都放不出来”的丈夫总是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她，“他怀疑我在外面有别的男人，总看着我，打我，有时候还要打闺女，半夜总是磨刀说要杀了我还有我在外面的男人。”
一个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女人选择了最为直接的方式结束这场噩梦：逃！
“哪敢离婚啊，说离婚他更得杀我了。”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张桂珍的女儿杨雪、11岁的儿子杨金健也都离开了处于精神分裂状态的父亲，跟随母亲到长春市区内打工。
因为左手被砍而丧失劳动能力的大哥杨殿发从没说过弟媳的出走如何“不厚道”，“换谁谁也受不了。”杨殿发轻声地说。
儿子发病打亲娘伤邻居
1997年开始，张桂珍靠着给别人做点缝纫活、做饭勉强拉扯着儿女，尤其是儿子，她把他看做是自己未来的希望。然而在儿子20岁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儿子开始发愣，总是偷着打她几下。
“尤其是他朝我要钱我不给的时候，他就半夜莫名其妙地打我。”张桂珍意识到儿子可能有了父亲的“精神病基因”，为了不刺激儿子，张桂珍不得不忍受儿子的打骂还要哄他开心。
2006年开始，儿子杨金健的病突然加重，“他开始和父亲一样半夜磨刀，看谁不顺眼就说要杀死谁。”2006年9月，张桂珍担心的事情变成了现实，杨金健把一个20多岁的邻居捅了4刀，无奈之下，张桂珍和街坊把大喊着“我没病，你们谁抓我去医院我出来就杀了谁”的儿子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母亲乞求大夫让病儿变傻
然而，儿子精神病的反复发作却开始折磨张桂珍。“最开始治了三个月，大夫说好了，结果领出来他就不吃药，我也管不了他，没几天就犯病了，又开始打人还扬言杀人。”张桂珍无奈之下把儿子再次送入精神病院，今年6月份，儿子将再次出院，张桂珍的闺女杨雪已外出打工，自己在家的张桂珍更是害怕，她几次来到医院，希望大夫能够继续把儿子治下去。
这个没有多少知识的村妇这样央求大夫：“你给他吃点傻药吧，然后我把他领出去养活他，他瘫了、傻了都行，只要出来别再祸害人。”
大夫望着被折磨得近乎疯癫的张桂珍无奈地摇着头说：“对不起，我们真的没有这样的药。”
B
深度思考
散落在社会群落中的“定时炸弹”
资料显示，人类精神病疾病发病率约为6％。，我国近年已实际上升到13％。左右，近1700万，其中1/3有主动攻击意识。精神病患者对公共安全的威胁已成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1997年，杨殿才挥起菜刀砍死村里一名8岁的女孩，后被医院鉴定为精神分裂症的他在接受治疗后被放回了家里，他的两间土房没人愿意多迈一步。
杨殿才的二哥杨殿生把记者带到杨殿才的屋里时，50岁的杨殿才在自己包饺子，馅儿是玉米叶子和白菜叶。见到生人，杨殿才有些腼腆，还有些警惕。杨殿才到医院看过儿子，还希望儿子回家帮他种地，因为他感觉“村里人都欺负他。”就连帮自己种地的二哥，杨殿才也认为他欺负自己。
患病后的狭隘与周围漠视的目光，让这对精神病父子近乎偏执，下一个悲剧，会是帮杨殿才种地的二哥杨殿生吗？
精神病发作的反复性，让回到社会的精神病患者犹如散落在社会中的“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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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精神疾病患者
需要“和谐基金”
“加大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保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是长春市政府2008年的民生工程之一。”长春市心理医院精防所所长王凯说，长春市目前有精神病患者19800人，目前社会对精神卫生知识的普及尽管多次提倡，但依然有很多精神病患者受到歧视。
“政府有专门的应急预案来应对精神病人肇事引发的社会危害，明确了监护人的责任和义务，监护成员一般为亲属、社区干部和村干部。”王凯说，这样的监护构成能够最大限度减少精神病人对社会的危害，但这远远不够，只有唤醒社会慈善力量对精神病人及其危害性的重视才能缔造和谐安定的环境。
发现张桂珍面临“精神病困局”的正是一名私企老板，他叫杜延军，“她给单位人做饭的时候不是忘放盐就是忘放酱油什么的，一次聊天她跟我说了她的事。我就告诉员工：‘谁也不许挑剔张大姐做的饭，不许提她家的事，尽量和她开些玩笑。”杜延军认为，对她精神上的支持才能让她坚强面对生活。
“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吉林省还没有社会参与的基金来关注精神病患者群体和对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全国好像也没有类似的基金组织。”王凯说，相对于种类繁多的教育类、贫困类、医疗类慈善基金，精神病患者所引发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更需要一种“和谐基金”。
我国《精神卫生法》
酝酿23年仍未出台
广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心达认为，除了设立这种“和谐基金”来引起社会人群对精神病患者和其所造成的危害重视外，立法也非常重要，我国自1985年起开始《精神卫生法》的立法调研和起草工作，已历时23年，但仍未出台，在立法方面加强精神卫生工作，做好精神疾病的防治，预防和减少各类不良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繁荣稳定，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医疗卫生和人权保障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精神卫生法》现在考虑了很多版本，国家的一部立法要考虑的细节很多，要保护精神病患者和社会其他人群的最大权益。”长春市心理医院精防所所长王凯说。
（本组稿件 记者 傅献民）
绝望·母亲
“你给他吃点‘傻药’吧，然后我把他领出去养活他，他瘫了、傻了都行，只要出来别再祸害人。”
堪忧·现实
我国有近1700万精神病患者，其中1/3具有主动攻击意识，他们对公共安全的威胁已成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期待·立法
我国自1985年起开始《精神卫生法》的立法调研和起草工作，已历时23年，但仍未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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