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
本报记者 王晓雁
图为某营业厅向顾客宣传反垃圾短信知识 刘君凤摄
就因为手机收到两条广告短信，王先生将某SP以及通信运营商告上了法庭，5月6日，此案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
又是案起垃圾短信。近年来，垃圾短信已形成黑色产业链，成为一大“社会公害”，而其背后，“2亿手机用户已成透明人”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则更令人忧心忡忡。
人人都知滥用个人信息有侵权之嫌，垃圾短信为何还能滚滚而来丝毫不见衰竭？
“根源就在于我国现行法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中，忽视了其重要的财产权属性。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认为，面对猖獗的垃圾短信，必须在法律上确立个人信息财产权，才能增加不法分子的侵权成本。
隐私权“寄生”下的力不从心 “全国4000个董事长手机号码”、“高档楼盘业主名录”……近几年，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在人流密集的地铁口，都能见到小贩们叫卖这些目录的现象。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络的发展，个人信息越来越显示出其潜在的商业价值。
然而，如果受害者要较真，对这些搜集信息、滥发信息者追究法律责任并索赔，却会出现一个相当不利于自己的因素：由于我国民法并没有将“隐私权”规定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而是将其“寄生”于名誉权下给予保护，但在不法分子们搜集到的信息里，通常都是姓名、性别、职业、手机号码等信息，并不能和“侵犯名誉权”扯上直接关系，无法被纳入到隐私范围而受到保护，所以即使打起官司，受害者的诉求也很难获得法院支持。
于是，一个奇怪的局面出现了：人信息在商家那里是可以赚钱的商品。而在其所有人那里，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反而成了相对“不值钱”的人格要素。
“这种现象既不利于个人隐私的保护，也对作为弱者的消费者个人十分不公平。”北京元泓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旭升认为，即便信息搜集者得来的信息，确实涉及到像情感、生理疾病等方面的个人私密，但按照既有的法律，侵犯隐私者一般只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的法律责任，而获得精神赔偿的难度很大。
据了解，个人信息保护法已进入到了草案审核阶段。专家建议稿的起草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周汉华教授介绍说，草案对个人信息保护采取的是类似欧盟的做法，即给予个人信息以人格权保护。
承认个人信息财产权是关键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侵权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决定了隐私权或人格权制度并不能阻止信息搜集者和滥发信息者继续实施侵权行为，如果没有财产责任，往往难以预防和减少个人信息滥用以及垃圾短信问题。”刘德良认为，既然垃圾短信的发送者窃取了个人信息的商业价值，那么就应该在法律中承认个人信息的商业价值是私有财产，这样，以商业目的擅自使用个人信息就是一种财产侵权行为。
“如果有了这种法律保护，对于那些侵权者而言，即使他们可以从公开渠道获取个人信息，但未经个人许可，也不得基于商业目的使用，否则就是一种财产侵权行为，就应该承担财产责任，这样其侵权成本就会加大，客观上就能够起到预防和减少信息滥用行为的发生，垃圾信息问题也将得到有效的遏制。”
不过，并非所有的个人信息都与人格尊严有直接关系。刘德良认为，按照个人信息的确权规则，只有那些与人格尊严有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才应该给予人格权保护；另一方面，由于在信息时代，一切个人信息都具有潜在的商业价值，因此都应该给予财产权保护。
他举例，像姓名、肖像等直接个人信息，由于其兼有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应同时给予人格权和财产权的双重保护；对于像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地址等间接个人信息，由于其只有财产价值，可考虑给予财产权保护。
商业价值如何界定 5月9日，上海市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游云庭向记者表示，如果在法律上确认个人信息人格权和财产权双重属性，对现有的大规模滥用、盗用个人信息现象的确有积极的遏制作用，但在实施上还存在许多难点。
“乙肝病毒携带者是属于隐私还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的概念范围很难界定，如果确定其财产权，又该如何确定哪些可以买卖转让？这条线应该划在哪里？即使个人信息可以转让，其商业价值和用途应该怎么确定、限制？”游云庭提出了他的疑问。
“个人信息商业价值是难以确定，但未来的立法可以借鉴英美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由法律事先规定一个最低数额的赔偿金，让受害人在法定赔偿数额和实际遭受损失赔偿之间进行选择。”刘德良提出了一种解决思路。
他认为，这种做法不仅将有利于受害人获得更加有效的救济，同时也加大了侵权行为的成本，有助于预防和减少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的发生。“如果针对的是直接个人信息所进行的侵权，除了可以要求侵权人承担财产责任的同时，还可以要求其承担精神损害赔偿。”
本报北京5月12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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