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足口病是一种多年存在的传染病，每年都有发生。2007年全国共报告手足口病8.3万余例，死亡17例。但今年的疫情来得比较早，发病数多，病死率高，是以前没有的。”在近日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的媒体沟通会上，中国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冯子健介绍说。
今年3月以来，安徽省阜阳市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手足口病疫情，北京、重庆、广东、湖北、湖南、云南等地均发现手足口病疫情。在确定手足口病的病源是EV71肠道病毒之前，地方卫生防疫部门已经在想方设法应对疫情，但因为它当时还不是法定传染病，给防控手段带来了一些限制。
法律为何不要“手足口” 5月2日，卫生部决定将手足口病列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并成立防控领导小组。要求各地加强对手足口病的监测和报告，并通过国家疾病监测管理直报系统及时上报疫情信息。
一个并非新生的传染病，却发生了“高病死率”！这让人难以不生责问。“为什么不把手足口病列为法定传染病”便是责问之一，并直指立法。“有人认为疫情暴发前，这种病毒感染没有列入法定传染病，致使客观上为疫情的快速传播提供了可能。”冯子健说。
对此，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解释说，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对传染病实行分类管理，分类的依据主要看传染病的危害程度。一种传染病是否被纳入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要考虑多种因素，包括这种传染病的发病水平、对公众健康的影响程度、被纳入报告的可能性、基层诊断报告的能力以及被纳入法定报告后所带来的成本等。
对于手足口病被纳入法定传染病管理的原因，毛群安表示，这是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目的就是加强疫情监测，及时掌握疫情动态，采取措施加以控制。“手足口病被纳入法定报告范围，体现了政府对公众健康的关心。”毛群安说。
卫生部依法跟进当肯定 对于手足口病被纳入法定传染病管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莘评价说，卫生部依法及时跟进，使得对手足口病的防治更有针对性，适用传染病防治法所设定的特别程序，严格执行疫情报告制度，统一报送渠道，对及时遏制手足口病的蔓延，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是非常必要的，值得肯定。
“试图通过在传染病防治法中列举完所有可能的传染病来预防疫情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刘莘进一步解释说，因为很多疾病都不具可预测性，可能不在法定传染病之列，却在某一阶段大规模暴发。法律的滞后性客观存在，传染病防治法根本不可能穷尽，因此传染病防治法第三条规定“上述规定以外的其他传染病，根据其暴发、流行情况和危害程度，需要列入乙类、丙类传染病的，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决定并予以公布。”这就是法律为实际情况开的一个“口子”。在手足口病疫情的处理过程中，卫生部正是以这条法律为依据，迅速将手足口病列入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
“你问我中国手足口病防控措施是否有力，我的答案是："是的"。”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韩卓升博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语气坚定。他评价说中国政府在防控手足口病疫情方面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包括将其纳入法定管理，尽力帮助公众和公共卫生管理人员提高对疾病的认识等。
法律应给灵活应急预留空间 韩卓升的高度评价是肯定我国对于手足口病前一阶段防控工作的一个明证。但是以后，仍然可能会有不在法定传染病之列的疾病突然暴发。既然不能依赖立法的“病”无巨细，对于未能列入、无法预测的“非法定”疫情，政府应该如何未雨绸缪？
“政府在实施具体防控手段的同时，也应该从制度层面进行思考。”刘莘建议从三个角度考虑。
“第一，要在法律框架内给政府"灵活应急"保留余地。”
刘莘说，对于这种突然的、非常规暴发出来的疫情，按照预定的模式往往是不够的，政府在采取措施的时候应该注意加强灵活度。从行政法的角度来说，我们目前在建设“法治政府”，着力强调“职权法定”和“依法行政”，强调的是一种规范的、确定的行政方式，从基本思想和大的框架上来说当然是对的。但是面对这种突发性的疫情，行政机关应该如何应对？我们可以考虑从制度上作出规定，另一方面适当保留行政机关采取措施的灵活性。可以考虑在权限上作出规定，比如我们可以借鉴事后批准、备案和审查制度。
“第二，要"善治"，发动民众配合政府抗击疫情。”
刘莘认为，这几年发生的灾情中，无论是SARS、冰雪灾害还是手足口病，都反映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过于强调自己的权力和责任，但忽略了“善治”。这种“善治”体现的应该不仅仅是政府，而应该是官民之间、公私之间、政府和相对人之间的合作。民众不应该仅仅是服从者，是消极的，用过去的话来说，要“积极发动群众”，充分发动民众来配合政府行动。民众不能过度被动，过度依赖政府，要让公民有自救意识。
“第三，"父爱"行政思维模式要改变，政府信息公开是基础。”
刘莘说，这种传染病疫情一旦暴发，必然会引起社会的集中关注。政府部门在处理的过程中有一个基础性的工作要做好，就是要保证信息公开、信息透明。这也是今年5月1日起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政府部门往往容易认为，像这种疫情的信息太过公开，容易引起社会公众的心理紧张或者波动。这实际是政府一贯的“父爱”行政思维模式，总把民众看成没有承受能力的小孩子。实际上，也许政府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民众确实反应会过激，但时间久了，多个事件的训练一定会使得民众变得比较冷静、客观。另外，如果政府信息不够公开，往往容易造成小道消息蔓延，到那时再站出来澄清就会非常被动，而且效果也不好。
本报北京5月15日讯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