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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派绵竹记者张宏伟）在受灾比较严重的绵竹地区，但灾民的心理安抚问题尚未得到社会的关注，但目前在灾区的心理安抚方面的志愿者和专家寥寥可数。心理学专家建议志愿者多与死难者家属交流、开导和安抚，让他们尽快走出梦魇。
在绵竹灾区，除小部分道路毁坏严重的乡村外，大部分的灾民的基本生活都得到保障，每天都有大批食品和水发放给大家，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结构和药品充足，乡村的防疫工作也有安排。
5月17日，在绵竹市九龙镇，眉山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汪跃正在和同事们喷洒防疫药水，他表示说，目前还没有发现疫情迹象，但政府对于文艺隐患也相当重视，要求每日要上报两次疫情检测结果。在山区红岩村，卫生员也在住家道路附近喷洒来苏尔。
记者随同兰州军区451医院医疗队员们步行2公里山路，到达红岩村5组魏华友家。一进门，门厅下坐在沙发上的老太太开口就表示感谢，原来尽管儿子不在家，但不断有好心人送来吃喝。地震后她的儿子魏华友一家搬到镇上住进帐篷，而行动不变的老太太怎么都不愿意离开她居住73年的山沟，见到有人看望老太太显得特别高兴。
下午，山下的清泉村17组组长罗凤有家门前院子里在发放食品和水，每天都有大量物品送到，罗凤有的原则是每天分发，这一天的标准是每两人5包饼干，11瓶矿泉水。正发放中，三辆成都来的私家车又送来许多物品，甚至还包括妇女的卫生巾。
但就在老罗家10多民外的路旁，一个妇女提着一头死猪仔扔在地里，医生提醒她应该深埋时，她突然放声大哭：“我老汉都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邻居说她叫李爱会，丈夫在地震中被砸死后，她承受不了脑子受了刺激，每日胡言乱语时好时坏，医疗队员们和她聊起幸存的儿子，才使她稍微平静一会，端起一盆猪食去了猪圈。
39岁的13组村民辛大春一家老少平安幸存，但她说总是头疼睡不着觉，每天一闭上眼脑子里全是地震时房子垮塌时候的画面。
在山外的围山环路路边，78岁的王老太自言自语，问过之后才知道他53岁的儿子在地震中死了，死前中午只喝了一碗稀饭，在与她交谈的时候表情变化非常快，哭着说着马上就能笑出声。
在采访中，不断有群众向军人核实，是否真的有外地人来灾区杀人越货？是否有瘟疫流行？
西安交通大学心理教研室主任倪晓莉博士介绍说，这是典型的创伤后心理应激障碍症状：恐惧、紧张、无助感和胆小。曾经对唐山大地震近两千名幸存者的心理调查显示，心理健康者仅占14.67%，严重者甚至一直有自杀倾向。有一对幸存夫妇儿女双亡，他们俩每年的7月28日都会大病一场。
她表示，心理学家把迫切需要心理援助的人分为三类:一是遇难者家属;二是旁观者,包括幸存者、目击者;三是外围人群,包括救援人员、官员、记者、遇难者同事,以及通过媒体间接体验到灾难冲击的一类人。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人群就是经历应急反应的孩子，因为孩子不同成年人，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历经灾难容易留下心理阴影，这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和人格发展会带来不利的影响，有的人甚至影响终身。
倪晓莉建议，志愿者在捐助物品的同时，要尽量倾听灾民叙述，让他们感到并不孤独。另外大难过后，灾民们对于生命、环境的关注超出平常，只要与自己安全有关的各类信息都容易接受，应该让灾民从正常渠道获得信息，如果可能应该尽快给灾民捐助一些收音机。
美国“9.11”之后，马上就对经历灾难的大多数公众进行“心理干预”，尽管如此，“9.11”在部分公众心里的创伤还是没有愈合，可想灾难之于人的创伤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灾难的救助应该包括心理救助这一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