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的时候，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而后我高中毕业开始走进社会时，那段荒唐失序的动乱岁月逐渐落幕。对那些70后和80后的人来说，我自己的少年时代并非“阳光灿烂”，而是在社会政治动荡中虚掷了不少光阴。不过，那些比我大几岁并经历了艰苦生活磨练的人却总是语重心长地说：你其实还应该属于“基本上没怎么耽误的一代”。
我以为，所谓“基本上没怎么耽误”，大致和我后来在大学里读了法律专业有关。回想起来，当初选择学习法律专业，纯属偶然。
1979年夏天，我参加了全国高考。在填报重点大学的志愿栏目里，我优先选择了几所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又随意填报了一所政法学院的法律专业。没有料到，我真的接到了这所属于全国重点政法学院的“绝密专业”录取通知书。不过，打开通知书后我还是深感惊诧：这是一个我事先并没有填报的“刑事侦查专业”。
我不能理解，学校为什么不经过考生同意就擅自为考生调整专业？在极度困惑中，我几乎决定放弃。我向父母发誓，如果明年再参加高考，一定会考得更好，并考取我向往的经济学专业。父母建议我慎重考虑。随即，我拨通了这所学校的招生办电话，提出了自己的抱怨和困惑，并告诉校方我可能决定放弃这次录取。最后争取的结果是，如果我坚持要学法律专业，唯一的可能就是找到一位法律系的同学和我调换。
事遂人愿，入学后不久，果然找到了一名愿意和我调换的同学。就这样，我开始步入了学习法律专业的殿堂，这一刻便成为我今后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定格。从那时起，我在海内外的法学院里先后学习和工作了十几个年头。可以说，今生今世恐怕也不会离开法律这个专业了，无论是工作，还是写作。
不过，对法律专业前景的疑惑始终纠缠着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使我们这些法律从业人员一度感到自豪的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导师马克思和列宁最初都是学习法律的。不过，后来他们都深感到法律还不足以拯救这个苦难的世界，他们的兴趣最后都转向了更为宏大的主题，比如唤醒劳苦大众并掀起世界性的革命。
其实，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也差点去学法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一天，他在延安的窑洞里和一个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新闻记者兴致勃勃地谈到，当年他在长沙求学时，曾一度失学。有一个同乡劝他去读法政学校，说这是一个将来容易做官挣钱的专业。他一度动心，还交了一块大洋的报名费。但最后，他决定投考湖南长沙的一所师范学校。后来的革命生涯不断在提醒他：当初幸好没有选择法政学堂学习法律。即便他当年进了法政学堂，估计迟早也会退学。早在1927年，他在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写到：“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
法律学科长期以来不被重视。那些早期革命的倡导者们希冀以疾风暴雨式的变革来解决问题，拒绝接受同步渐进的制度演进和知识积累过程。这样一来，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战争和动荡的年月中，中国的法律人士成了历史这面镜子中最尴尬的一群人。
不过，今非昔比，革命和战争的年代终于结束了。上个世纪的末期，当和平发展的“集结号”再次在我们中国人耳边吹响时，法治的种子又开始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生根、开花和结果。这些，都和我们今天倡导构建的“和谐社会”息息相关。
我们这一代人，连同我们的父辈们，头脑里始终对往日的社会失序和灾难记忆犹新。我们总是担忧像文革这样的噩梦，或是像党派血战这样的事情还可能在这块土地上重演。然而，我注意到，我身边的那些年轻的一代人并不相信这类东西，他们身上始终保持着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精神。
也许，这也算是个好的兆头，因为单纯或者天真本身就更接近人类的本性。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段里，中国没有出现过全国性的内战，没有遭遇恶劣的国际环境，经济发展保持高速增长，这在过去的150年里，从未有过。这些出生于70年代以后的年轻一代，将很快成为中国社会舞台上的主角。他们今后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将可能逐渐地塑造一个新的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已经毫无悬念地成为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他们今后的努力将会让更多的人相信，中国千百年遗留下来的顽症，并不一定只能依靠中国土生土长的地方性药品来医治。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表明，这个国家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有希望实现根本的社会变革。
今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过去的30年中，国家景象变迁的幅度之巨大往往让人恍如隔世，我亲眼看到中国社会在一步步走向稳定和繁荣。我的很多法律界同事们正在殚精竭虑地思考，如何使这个处于巨大转型的国家在新的世纪里适应它的新角色？换句话说，在这个新的世纪里，中国人应当过上何种新的生活？我希望通过思考并表诸文字，以便可以帮助人们在传统文明和现代世界秩序的缝隙中，看到中国自身法律在价值、制度以及技术层面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法治是极其宏大的事业。在这个事业中，自己深感卑微，也许连一颗螺丝钉或一方砖瓦都算不上。然而，假如能在这个宏大的事业中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做一个具有耐力的思想者，为这个事业的年轮增加点滴记录，也是非常值得的。在这个不少人已经打算将“后现代”奉为时尚的年月里，我甘愿不厌其烦地叙述那些近似“启蒙”的东西。这是因为，我总是固执地相信，在中国，法治启蒙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借用他书中人物的口吻说的那段意味深长的话：“过去是已经发生的事，所以无法改变。话虽如此……河流不是一直流到这里来了吗？那就暂且把这里作为现在。流到这里之前、还在上游的时候便是过去，已经无法改变。可是呀，将来要从这里流下去的下游，是可以改变的。”
(作者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中美战略合作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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