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叫你妈妈吗？”
特约记者 王小东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都已经有20年没有讲上海话了，这怎么可能呢”，在南京常府街新大都广场乙栋27楼的罗先生，一直向本报记者强调“不可能”。
5月12日下午15时许，与写字楼里感受到“眩晕”的许多人一样，罗先生从27楼冲到楼下马路上。随后，他用一口标准的上海话并以极快的语速，向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支援救援中心的10多名工作人员，讲述他的“震感经历”。
事过多日，不管有多少人“作证”那天他说上海话，可罗本人却极力否认。
“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是可能的，因为他刚经历一场‘生死’，唤醒了他的原始世界，也暴露出人的本性”，中华心理教育网总裁张纯对此分析。实际上，在罗先生那天上海话口述经历的听众中，张纯亦是其中一个。
本报昨天（5月17日）获悉，在中华心理教育网组织下，本周，由10多名心理工作者组成的全国第一支专业心理危机干预队伍，将赶赴汶川地震灾区，计划在未来3个月，配合当地对灾区进行“心理救灾”和“心理重建”工作。
心理危机的干预对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灾区群众、抢险的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官兵。
与西方国家的政府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相比，我国预案中没有“心理干预”内容。
其实，按照现在观念，“心理救灾”更显示出重要性——不仅要保住人命，还要让其心理恢复正常。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员钱钢，在《唐山大地震》一书中有关于“地震后遗症”的描述：10年了，年过七旬的刘英勇（唐山大地震时任国家地震局局长）天天夜里要吞服3颗安定才能成眠。
在南京，一位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女性尽管已成奶奶级，但数十年来每天夜里，她总是做着相同的噩梦而哭喊着惊醒。虽经心理专家2年多的治疗，她的噩梦有所减少，但入眠后只要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她仍会立刻从床上跳起。
张纯的心理干预对象中，还包括30年来上厕所从不关门的，睡觉从不关灯的，从不走楼梯的，有的甚至经常胃疼、焦虑慌张但身体器官医学指标又正常……他们都是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人。
“让他们活着很重要，而让他们活好更重要”。按照国外应急模式，人命被抢救出来后，心理危机干预人员当即启动。
“我可以叫你妈妈吗？”
几天来，24岁的张莹每天都生活在眼泪中。每当回忆起8岁的男孩“震震”（化名），她总是泣不成声。
5月13日凌晨3时，作为志愿者的张莹，只身从沈阳跟随空军赶至灾区。张莹在民政系统下属部门工作，从事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工作。
13日天亮后，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西乡永成村，解放军某部官兵从废墟中救出一个小男孩。
“我立即拿出一条毯子紧紧将他裹住，我正用手为他擦去脸上的污垢，他的表情非常复杂，说不出喜怒哀乐，突然间对我说，‘你很像我妈妈，我可以叫你妈妈吗？’”
张莹回忆，“我一下愣住了，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将小男孩紧紧搂在怀里，张莹已满脸泪水，“我们都爱你，我们都是你的妈妈。”
半小时后，震震父母的尸体在废墟下被找到。
14日下午，部队战士在一所学校的废墟中解救出一名初中生，而令人无法忘记的情况出现了：他把书压在一块木板上，非常安静地用笔在书上写着，而此时他的下半身还被埋在一堆瓦砾中。
“老师刚布置了数学作业，我还没写好呢”，他一说话，现场的人无不流下眼泪，张莹说。
时间已过半个钟头，电话那头已没有张莹的声音，记者听到的，只是她的哭泣声。
5月14日，感人的另一幕被媒体捕捉到。
一位武警战士已连续在废墟中救援20多个小时，十个指甲已全部脱落并血肉模糊，被上级领导强行拉出来后，这位官兵跪在地上嚎啕大哭：求求你，我已听到下面人的呼喊声，再让我下去吧，说不定我又能再救出一个生命。
心理救援刻不容缓
在张纯看来，上述场景中涉及到的人，均需要心理干预。
从心理干预的人群分类看，灾民是首先要进行心理救援的。地震后，灾民可分为三类：被压在废墟下仍活着的人、已解救出来的人和等待救援结果的人。
心理危机干预人员，配合抢救人员，将首先从这里开始。
对于被压在废墟仍有生命迹象的人，心理危机干预人员首先要对其“喊话”，发出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来了，我们到了，我们正在救你”的信号，“告诉他们，只要你们坚持住，我们一定能救你脱险，保证他们的生命希望和生存火花”，张纯表示。
对于已解救出来的人，大致有两种心理表现：一是因为生命被挽救而极度亢奋，一是受意外伤害而处于极度恐慌。
极度亢奋的人，很可能不顾现场安排，要去帮忙救亲人，这容易对抢险工作造成影响。
而处在极度恐慌中的人，因看到亲人被埋，有可能产生自杀念头，“追随而去”。实际上，近年来的媒体报道，此情形比较常见。
同时，对等待救援结果的人，心理干预就要排除他们的“焦急紧张”心理。张纯曾经历的一次车祸心理救援，就有等待人员“异常恼怒”地质问他：为什么当官的先被救出来了，而我的家人还没有出来。
据《唐山大地震》描述，因地震局“没有预测”到，终究影响到地震局工作人员。时任唐山市地震局分析预报组组长刘占武，因地震骨折需接受部队医疗队治疗，当其所在单位被告知时，伤员中出现了“饿死他们、疼死他们、枪毙他们”的呼喊。
“不能说有这样的情绪是错的，只能说这需要心理干预，需要心理疏通。”
5月17日，本报联系张莹时，她因过度忧郁已被送进后方医院。
“进行心理干预的人员，首先自身心理一定要过硬，否则会忘记自己而陷入环境的被动影响中”，张纯表示。
张纯的研究案例中，还有的唐山地震幸存者，出现了“嵌入记忆”情形：总是想象灾难现场，并将别人的痛苦等感受“想象”到自己身上。这是过度忧郁的表象。
因势利导 四两拨千斤
上述“武警战士跪求上级再进废墟抢险”，在张纯看来是“非常危险的”。
心理学认为，抢救官兵已进入“人格升华”状态，将自己的存在与人命的保证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等同或超越。
1976年8月21日，《解放军报》刊文《一分不差——北京某部对一排清理唐山新华中路银行金库记事》中描述：新战士张志良……已经不知道扒了多少遍泥土……手指探进砖头缝隙……“找到了，在这里”——一枚2分硬币。至此，现金915150.9元一分不差。
实际上，这时，心理干预就需要对抢救官兵说“大话套话”，而不能用简单的行政命令，更不能打击积极性，而要采用“因势利导和四两拨千斤”的技巧。
“首先要对他们的行为进行鼓励和表扬，要让他明白，让他去休息是为了抢救更多的可能幸存者”，张纯表示，这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部队的战斗力。
那种状态下，抢救官兵连续工作了数十个小时，已处于极度兴奋，即使是指甲全掉流血不止，但他们依然不会感觉疲劳，也不会感觉疼痛，但如果持续下去，则可能“毫无知觉下突然休克死亡”。
“要让他们明白，保持休息才不会造成无畏的伤亡，不给灾区添乱，有利于维持正常秩序。”
据了解，美军战斗力有3个保护：高科技武器、随军牧师（宗教信仰）以及随军心理医师。
心理干预应写进应急预案
实际上，面对地震，我们都没有准备好。
比如，在高层写字楼工作的人，至少要经历2次以上的“地震演习”，才会有心理准备并积累相关经验。
此外，写字楼里需要有广播，“喊话和维持秩序，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办”。
需要说明的是，高层的物业保安也缺乏相关专业训练。“在我上班的写字楼里，5月12日下午地震时，保安跑得比群众还快”，张纯说。
从国际惯例看，重大突发事件中，心理干预人员的介入应在事件发生后24小时—3个月内。
前面的24小时，是留给生命抢救队伍。之后的心理治疗及恢复需要长时间进行。
而温家宝总理及胡锦涛主席先后赶赴灾区指导慰问，亦可理解为心理干预。
据张纯介绍，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应急预案中，就有类似制度：什么级别的重大突发事件，由什么样级别的政府官员出面，“以此表现政府的重视，安抚人心。”
“政府不仅是将人救出来，保住他们的生命，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活得更好，这就需要心理危机干预人员”。
灾后重建中，心理的“重建”更是深层次的保障。这包括让灾民“接受现实、稳定心情”及恢复精神状态等程序。
张纯表示，众多的突发性灾害过后，留给人们的心理阴影并没有彻底消除，唐山地震留给幸存者的后遗症就是证明，只不过人们并未重视。
“我们认为，这次四川地震，是政府适时将心理干预写进突发应急预案的时候。”
抚慰受伤心灵
本报记者 李芃
5月16日下午，复旦大学文科办公楼。
身材高大、蓄着络腮胡子的心理学系教授申荷永，从学生手中接过一束鲜花，坚毅的面容上微露一笑——不日，他将率领亲自组建的心理安抚小分队先遣队，奔赴汶川地震灾区开展心理援助。
申教授不仅是国内唯一具有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资格的心理分析师，而且还取得了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心理治疗师资格。
同时，他还身兼IAAP暨ISST中国发展组织负责人，并且是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CAAP）主要创办人，国际意象体现学会（ISEI）主要发起人之一，和美国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SPSSI）资深国际会员。
“重大灾害事件中，心理援助应尽早介入”，谈到此次入川的目的，申荷永表示，灾害发生后72小时内，应争分夺秒抢救生命；而心理学干预应“在一周内及时到位”。
申荷永正在德国的同行妻子也将不远万里飞赴灾区，与心理安抚小分队“战地重逢”。5月18日，申的妻子抵达成都后，将前往都江堰、德阳等地展开工作。
目前，申荷永小分队的后续人员、及北京大学心理学专家、约60名广州心理专业工作者也整装待发，拟于一周内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上海的一些心理医生也在不断向灾区进发。
据不完全统计，加上民间力量，近期将有数千名心理工作者陆续前往，帮助灾区人民抚平心理创伤。
心理危机干预不可或缺
其实，灾难引起心理危机的范围非常广泛，申荷永告诉记者。
首先，每个灾难见证者都难以幸免，其中，既包括直接受灾者，也包括参与救援的人员。
资料显示，1999年9月，台湾南投里氏7.6级地震发生后，两年内该市的自杀率明显上升，参与救援人员事后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近20%的救援者声称，他们睡不好、头痛，超过1/3的人，需要心理治疗。
其次，受灾者的亲朋好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心理危机的困扰。
刚为宁波市有关方面讲授过有关课程的申荷永告诉记者，近日，宁波有近50万川籍工作人员，出现群体性情绪不稳。
此外，参与灾难事件报道的新闻工作者，甚至实施心理救助的专业心理人士，都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断言，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像心理危机那样，给人们带来持续而深刻的痛苦。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心理干预，将极大地侵害受灾者的心理结构，并影响救援者的战斗力。
而通过心理危机干预，帮助人们加固和重塑心理结构，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将对人的一生都具有深远影响。
专家认为，对于危机事件的心理干预，越早越好。最佳干预时间在危机事件发生后24-72小时，也就是“黄金72小时”。
申荷永表示，理论上说，心理干预应争取尽早加入。但是，考虑到汶川地震后抗震救灾的复杂情况，所有心理援助人员都必须经过一定的申请程序，获得认可后方能进入灾区开展救助。“一般在灾害发生后一周内，心理援助应及时到位”。申在回答媒体的询问时表示。
他告诉记者，履行上述程序的过程中，他和他的队员们已在收集灾区人群心理反应的有关资料，并着手相应的准备工作。一俟进入灾区，他们将快速评估现场情况，根据人们心理刺激强度、现场的资源状况等开展工作。
申荷永指出，灾难创伤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个人创伤和集体创伤。
据介绍，灾后心理救助前期，申荷永和他的小分队将以安抚集体创伤为主。这一应急性的创伤治疗工作可能持续一个月左右。
此后，申荷永将考虑在四川大学等处设立5个常设性工作室，加强对个人的心理疏导和重建。
应急反应效率有待提高
事实上，心理危机干预属于新兴学科，但已成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许多国际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申荷永此次援助灾区工作的方案方法等，主要还是以国外的灾后心理援助手册为蓝本。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认为，从此次汶川地震看，我们的应急反应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5月12日下午地震发生后，中央应急救灾机制迅速启动。党和政府果断决定启动一级响应，并由温家宝总理出任抗震救灾指挥部总指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克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回良玉为副总指挥。
复旦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腾五晓副教授认为，在尚未获得确切伤亡数字的情况下，此举为救灾抢险顺利有效地进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种快速反应已超过了当年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和日本阪神大地震的应对。”腾五晓评价。
无情的灾害也暴露出了问题。腾五晓指出，灾害发生不久的抢救生命的黄金时间里，交通与通讯的阻隔成为救灾抢险的主要障碍，一定程度反映了灾前对地震灾害的预测和评估不足。
而相应技术手段的缺乏，致使灾害发生近两天后，救援人员才得以抵达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
据介绍，1994年1月美国洛杉矶大地震发生后，载有卫星的直升机2分钟内即升空作业，并按预先设定的重要性排序，对相关建筑和公共设施等启动空中灾情评估，半小时后，即将震区情况提供给应急指挥部，为救灾赢得了时间和主动。“这应该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腾五晓表示。
曾留学地震频发的日本，并获东京大学博士学位的腾五晓，对东京防灾志愿者的组织协调有深刻印象。
“全东京有14个集合地点，一旦有情况发生，平时训练有素的志愿者们就会自动去那里集合，听候调遣”，腾五晓建议，我们应该尽快实现防灾志愿者组织管理的非营利组织（NPO）化，从力所能及的地方先做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