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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疫病危险扼杀在未萌芽状态
广州志愿者医疗队在都江堰灾区率先设立消毒区
傅汉荣
“刚来灾区时，我热血澎湃，而现在，只觉得心头越来越沉重了。脚下的路，不因崎岖与艰难而疲惫，只因乡亲们那忧伤而期待的眼神……
———广州志愿者医疗队《战地日记》
文/图 本报特派记者 傅汉荣
都江堰市水文广场，正对着“马踏飞燕”雕塑的一块空地，是进出这座城市的必经之地。
“5·12”之后，水文广场上面积最宽的一片大草坪，成了全国各地志愿者们来都江堰的“大本营”，每天上千名志愿者在这里报到、待命、工作、憩息。
这是都江堰灾区率先设立的消毒区，引发疫病流行的潜在危险被“扼杀于未萌芽状态”。
医院副院长甘做消毒员
5月15日傍晚，广州志愿者医疗队抵达都江堰。扎营之后，医疗队便与当地的市人民医院取得联系，在院门外的玉垒山广场开辟了一个医疗救护点。16名医生护士“三班倒”在广场上接病人。
可是“僧多粥少”———“5·12”地震已进入第三天，大部分重伤病员，均被直接送往成都。剩下的轻伤员一到广场便立即被分到守候多时的十几支各地援川医疗队救治。第二天，广州志愿者医疗队立即开会，将工作重心“乾坤大挪移”：主动出击，去帮灾区及早搞疾病预防。于是，16名队员，又被分成了三个小分队，一组在广场上开辟“发热门诊”、“腹泻门诊”，一队随当地疾控中心，进入社区的废墟和广场搞消毒，剩下的人作为机动队，上山下乡，送医送药。
医疗队的队长林道轩，曾任中国援非洲塞舌尔医疗队领队，是广州市海珠区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这样的一个医疗高端人才，却毫不含糊地当起了灾区的一名社区消毒员，每天背着60公斤重的背负式喷雾消毒机，爬上废墟为腐尸消毒。领队之一的邓宏斌，真实身份是香港惠氏集团董事局主席，一位知名的“儒商”。可是到了灾区，大胡子老邓却心甘情愿戴一顶小红帽，在水文广场上作一名消毒员、志愿者。水文广场一个上午由脏乱差变成“军营”，便是出自他的主意。
“老驴”一下带回六个病人
“凡大医者，必含有大慈大悲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医疗队里有一名“长老级”的志愿者———57岁的黄钰静。这位来自于广州民康医院的主任医师，常喜欢和队里的年轻小伙姑娘们谈“大医之道”。他患有心脏病，5月9日才出院，却在出院不到十天就加入了援川志愿者队。
5月20日，黄主任随救灾部队去紫坪大坝为200多名战士打疫苗针，一口气打了80多名战士，忙到晚上10时多。
在灾区当志愿者，不能不学会吃苦———工作起来没日没夜，回到营地却没水没电，一天三顿啃干粮泡面，米饭成了“传说中的大餐”。然而，不论是年近六旬的黄钰静，还是队里的十个年轻女孩，没有一人叫过苦。5月19日，队里为了照顾队员们的身体，提出每天轮流安排两名队员回成都洗澡吃饭休整，负责排班的邓宏斌心想“这是个世上难办的事，肯定个个争着去”，谁知，竟然没有一个队员肯主动提出要去！
队员郭伟东是队里唯一一名不是来自医疗行业的队员。他是一个开户外用品店的“老驴”，之所以能当上志愿者医疗队队员，是因为他的野外生存特长。到灾区后，郭伟东每天一早就起来去社区里“搜病”，5月20日早上，他出去转了一圈，一口气带回来六个病人！
和郭伟东相熟的黄主任说，郭伟东这次来灾区，兜里揣了1万块钱———他准备等医疗队收兵回家时，就把所有用剩的钱捐给灾区群众，自己的路费呢———退掉机票，买一张火车票回家！
那顿饭吃得队员要掉泪
来四川才五天，队员们却仿佛和都江堰这片土地有了不解之缘，许多的人和事，令他们感动至深。
5月18日的傍晚，队员们正在广场上忙碌着，忽然来了一名老乡，挑了一担白米饭送到他们的就诊台前！老乡说，中午在这里看病，无意间听队员们谈到好几天没吃过米饭了，他于是悄悄回家做饭。“房子没了，亲人没了，只剩下地里的那些庄稼还好好的，趁这机会去收割了一点，做点粗粮给你们吃……”
那顿饭，吃得队员们几乎要掉眼泪。
在队员们的宿营地玉垒山广场，看门的老伯听说住进来的是广东来的医疗志愿者队，于是常常义务去山里挑山泉水，帮队员们烧开水喝。
青城山下的泰安古镇，地震后变成了一片废墟，当天中午，当队员们完成了任务准备回去时，来了几名当地乡亲，拿来一些点心，想送给志愿者们吃。望着淳朴的乡亲，队员们又是感动又是心酸———他们怎么忍心去吃灾民们仅有的那点口粮！于是匆匆上车和他们告别。车子发动，窗外的乡亲们朝他们挥着手，他们的身旁，立着一块木板，上面用木炭写着两行字：“好心人，你们辛苦了！”
那一刻，许多队员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