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特赦罪犯正当其时
我们更加有理由期望，更多的监狱及劳教所特赦那些罪行轻微或服刑期届满的犯人，尤其是来自灾区的犯人。让他们共同感受国家的苦难与民族凝聚力，共同参与抗震救灾。
这是一个特殊而感人的援助方式：广州市潭岗劳教所20日上午提前释放29名四川籍的劳教人员，这些劳教人员将乘坐当天下午的火车返回家乡，每人还将带上500元慰问金上路（《信息时报》5月21日）。
我不知道这种“提前释放”，算不算特赦。但我相信，劳教管理部门这样一种人性化的措施，显示了严肃的法律其实也有讲情义的一面。事实上，人们根本不用担心对这些劳教人员的提前释放，有损于法律尊严。如新闻所示，被释放的这29名川籍人员，劳教余期只剩3个月。而劳教所的宗旨则是，督促这些人员尽早回家参与抗震救灾、重建家园。
在我看来，这样的举措其实仍可被视为延续劳教。劳动教养的主要宗旨是教育与感化，与监狱所承担的主要职责有一定的区别。这些失去家园甚至亲人的川籍劳改犯，一旦离开劳教所，基本可以确定他们将全心全意投入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行动中，而不大可能继续去危害社会。无论是感化教育，还是继续劳动改造，这种提前释放的措施都是无可挑剔的。
其实，人性化的劳改措施不但不会影响法律的尊严，反而会使法律变得更加肃然可敬。不久前，公安部出台新规，自7月1日起，被判处拘役的罪犯每月可申请回家探亲一至两天；罪犯在法定节日和休息日也将有休息的权利等。这些新规昭示了法律人性化的趋势。值此国难之际，我们更加有理由期望，更多的监狱及劳教所特赦那些罪行轻微或服刑期届满的犯人，尤其是来自灾区的犯人。让他们共同感受国家的苦难与民族凝聚力，共同参与抗震救灾。
关于特赦，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曾建议，我国在2008年应特赦部分犯人，因为今年是中国的奥运年，又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一些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适当运用特赦制度，可以对国家的政治气候起到调节作用、凝聚人心，对特殊时期的重刑和某些定罪判刑起缓和作用，有利于弥补法律刚性之不足。
毋庸置疑，奥运会与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都大大加强了国人爱国热诚及民族凝聚力，而这次汶川地震，将国人的这一凝聚力又进一步地巩固了。这种凝聚力，也应当最大程度地感染到那些身在高墙内的失足者。对中国来说，今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所谓的特殊时期，对当下的中国来说，是连续性的，也将是比较漫长的。
我国自建国以来，曾先后实行过7次大赦，但自1975年以来，没有再实行过这一制度。虽然宪法几经修改，特赦的表述也有别于建国之初的“大赦”，但相关制度依然存在。值此汶川震灾时期，悲喜交集的中国，有理由动用一次宪法中的特赦制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