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是一种社会资本
周健工
汶川大地震，机构、企业、个人都在捐赠，总数已经达到空前的160亿元。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已经造就了无数的成功企业和亿万步入小康的家庭，名不见经传的企业突然出手上亿元，到沿海地区打工的青年捧出数千元的整月工资，他们的慷慨已经汇入举国抗震的大潮中。
我们也看到从中国的地产商人到美国的投资银行，一度捐了钱还挨骂。许多刚捐过的公司或者明星，不得不又追加，以跟得上“行情”。企业突然对该捐多少钱、或者怎么个捐法，拿不准主意了。捐多少才算慷慨？
企业和个人面对灾难不由自主的捐助行为，从感情上，源于人类同情心的本性；从理智上，源自一个朴素的道理，我们都生活在社会里，社会越是发达，越是现代化，我们的分工体系越细，每一个人依赖他人生活的程度也越深。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让每一个人体面地活着，也是我们每个人自己体面地活着的前提。
慷慨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社会资本。政府对于纳税的个人和盈利机构的捐助，应该给予税收优惠，因为这些捐助已经成为公共支出的一部分，替代了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如果非政府部门对捐助资金的管理是透明和有效率的，私人和公司的捐赠越是慷慨，就越能分担政府救灾的任务。
一种经济学的解释是，捐助者出钱，购买的是内心“温暖的光辉”（warm glow），对于富人来说，慈善是在社会上地位的一种最基本的象征。那么，捐助者捐的究竟是谁的钱，这是判断慷慨的基本前提。汶川大地震，小学生也捐钱，但那些省出自己的零花钱捐的，和向父母要钱捐的，意义显然不一样。
公司捐出一笔钱，我们首先要对其慷慨投以赞许，然后，要仔细衡量其慷慨的程度。那些依靠政策性垄断获得较高利润、而对社会福利贡献不多的行业和公司，如烟草公司，可能要比其他行业捐助更多，才能称得上慷慨。
当一家企业说它捐了多少钱的时候，我们当然要为他们喝彩，但我们还应该看得更深：这些钱究竟是企业的钱、企业拥有者的钱、还是员工的钱？家族制企业的捐助，实际上是企业老板的个人捐助；股权高度分散而且公司治理比较完善的上市公司，其捐赠现金的数额受到股东和董事会的约束。在公司、管理层、员工与股东之间利益分配合理的公司，其捐助往往形成合力，即个人捐助加上公司的配捐，对于公司和公众，这是一种最佳的模式。
有时候，慈善需要在时尚和高尚之间选择。负债的个人、亏损的企业、接受转移支付的贫困地区的政府财政，是否应该跟着捐助？这里面有一个底线：不能因为其捐赠行为，而导致其后从社会吸纳和消耗更多的资源。如果上述捐助者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净福利，那这样的捐赠应该得到谨慎的鼓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些捐赠者应该考虑现金以外的方式。
所以，金钱的数额并不是衡量慷慨的唯一尺度。有些情况下，服务和专业技能，是公司或者个人更重要的捐赠。在大地震过后，如果有一位木匠，千里迢迢赶到映秀，为居民用当地的材料和传统的工艺，盖一幢安全的木结构房屋，他捐赠的时间和技能，以及所表现出来的慷慨，并不逊色于出手金钱。
而且那些只在意被媒体曝光的瞬间、然后就不再过问钱的去处和花法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慷慨，有待开化。
（作者为本报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