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周末
【死亡之弧-挣扎与求生】孤岛汶川的人性百态
大地震摧毁了所有通往汶川的道路，孤岛汶川汇集了所有人的悲伤与祈祷。
一切回到原始社会
2008年5月12日14点27分，德国人伯格丹很不雅地在桃关大桥桥头小便，他被中国朋友称为“老伯”，他可能一辈子会记住这次“方便”：这次小解救了他的命。
Tenseconds.thisisliveordeath.（十秒钟，生死一线间。）5月17日，惊魂未定的老伯在汶川县城说这话时，他已无数次在心中将这十秒钟做时间位移。
伯格丹是一位资深的登山探险家，这次专门来登四姑娘山，登完之后他来到桃关村接另一个德国游客。
5月12日中午12时，老伯和3人驱车至卧龙，准备午饭后看熊猫，午饭时，老伯多喝了两瓶啤酒，这是关键的两瓶酒，救了他的命，让他不得不更快地找地方“方便”。
“老伯慢悠悠上了车，我才开始开车，（突然感到）整个身体在发抖，在桥墩上急刹车，只有桥墩没倒。快一步是死，慢一步是死。”老伯的向导、四川省登山协会联络官高伟回忆。
5月12日14时28分，地动山摇，车子好像马上要被掀翻了。周围山体垮塌，隆隆巨响，几个人感到呼吸困难，因为被湮没在漫天黑尘中。
在相距不过一两公里的福堂坝隧道，武警某部某团政委杨健全，正从阿坝运送物资回成都，经过福堂坝隧道，再给他5秒钟，就到出口了。
而地震发生了。司机下意识狠踩油门。刚出隧道出口的车辆，都被山石砸毁，而隧道后没有进入的车辆，也全被埋在了山石之下，两个捡回命的司机抱头痛哭。
隧道救了里面人的命，而隧道两个洞口外，塌方段的公路上到处是车的“尸体”和人的尸体，一块板状的石块砸向一名过路者，他的头飞掉了。
和这些匆匆过客相比，汶川县委书记王斌的使命更复杂，他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小城里是最高级官员。14时28分，他刚从乡下回到县城，在县招待所取办公物品时突感左摇右晃。
王斌没时间害怕，第一反应是去县委组织抢救。他用手机联络几个县级官员，但根本打不通。他最先到达县委门口招集人员，然后纪委书记到了，接着宣传部长到了……
县委那条街乱成一片。王斌看到：人们各种形象都有，有喊的，有闹的，有哭的。
14时35分，王斌在县委开了第一个会。当时没法召集起所有班子成员，只能让人奔跑呼叫。“地震让人退回到靠步行、人碰人的原始方式，让一切都退回到原始社会。”县委宣传部长吴开明无限感慨。
从县里的各个地方赶来的十几名官员站在黑云压寨的县委大门前，灰霾已笼罩一切，模糊了人们的面容，官员们再不需要通过察言观色来确定官场行事逻辑，拯救就是惟一任务。
“在县委门口集中后，临时成立了人员疏散组、抢险救灾组、通信组等等。首先马上组织人员疏散，需要在第一时间把县城四万人输送到安全地带。”王斌说。
汶川80%房屋都没塌，但多数已不能住人，人员伤亡不像北川那样严重。但再也不是曾经宁静美丽的县城。
和自救同样重要的是求救。最早赶到的纪委书记王继宏往东去茂县方向，宣传部部长吴开明往西，去马尔康方向，他们去搬救兵。
不到半小时，两人绝望而归，“道路被塌方的巨大山体堵得死死的，这时我觉得自己能够幸存下来真是奇迹。”吴开明说。
徒步建政权
汶川的临时居民安置点，一个是姜维城的半山腰，一个是几个学校的校园，县委班子成员疲于奔命，刚求救未果回到县城的吴开明则开始组织疏散组的工作。
县委书记王斌最担心有余震，几万人疏散难度很大。“那一晚上，人不停地跑，姜维城我也是一直冲上去的，等到人员疏散差不多的时候，当天晚上我们又成立了十三个工作组，到全县十三个乡，保持社会稳定，维持基层政权稳定运行。党员干部们徒步出发，很多人在路上都堵住了，只能想尽办法往目标乡镇走。”王斌说。
他对机关干部说，“在关键时刻，干部有责任站出来，这是对自己职责的忠诚，我说同志们，大家在灾难前有没有信心，如果第一时间不站在老百姓面前，他们会怎么想我们？”
那天阿坝州副州长肖有才正在汶川开州安全工作会议，地震发生后，肖有才第一时间把全州开会的人员带了过来，王斌请他当总指挥，自己当指挥长，县长廖敏当副指挥长。而当时的汶川县长廖敏在地震发生前正在卧龙，生死未卜，“我相信他不会死，要求赴卧龙的工作组必须赶去向他报到。”“给他们交待工作时，没有人讨价还价，让我很感动。”
在检察院工作的雍强回忆，在山上，劫后余生的人们刚经历了生死瞬间，亲人、房子在不在都不知道，明知有余震危险，但人们还是不断在县城搜寻人员和把必需物资送上山，去姜维城那个安置点，雍强上下了八九次，“平时爬一次都很难，当时也不知哪来的力气”。
夜里下起大雨，县里安置群众搭帐篷。吴开明回忆，汶川第一个帐篷是给看守所犯人搭起来的，“犯人也有人权”。
几万人的安置，库存不过几百顶帐篷，杯水车薪。雨中，大家自发保护老人和孩子。雍强等年轻人把带上山的毛毯和被子让给老幼和妇女，只剩最后一根烟了，几个小伙子每人抽一口。“灾难让大家成为一家人，凡有吃的东西，大家就分着吃，”县委书记王斌备感欣慰。
几乎所有官员都跟王斌一样，不知道自己小孩在哪，“我小孩在威州中学读书，直到第二天工作组才把消息带上来，说小孩没事，一块石头才落地。”
第二天一早，13个艰难跋涉越过不断塌方的泥石流路段的工作组出发了，没有任何现代通讯方式，只能让老乡带纸条传消息。工作组一路遇险不断，伤了的就地安置下来，其他继续往前走。“能到的都到了，只有草坡乡和耿达乡只到了外围，从乡里逃出来的老百姓和工作组已汇合，损失惨重，具体情况还不知道。”王斌说。
| [1] [2] [3]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