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直播地震：政府的自信
□受访 周 勇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资深策划人 中国人民大学广播电视教研室副主任
我觉得如果从更高层面看，其实在报道的一些基础层面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另外，从记者的现场报道的技巧层面上来讲，央视的一些记者的现场报道，有“站桩”式报道的感觉。所谓“站桩”式报道，就是记者往镜头前一站，就开始描述现场的情况，采访也是，把采访对象往镜头前一拉，就开始采访。那种深入到现场环境中，和现场环境结合在一起的那种体验式的、行进中的报道相对少了一点。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你记者到了现场，但现场的感觉、氛围没有出来，应该通过你和环境的互动来激活现场的很多信息。比如央视里有个张泉灵记者做得还是不错的，在很多报道中，她是主动地深入到现场中去，和现场的人和事互动，她报道救援的时候，会蹲守在现场，不断地去寻找现场的医生，包括里边被压的人，会有一种融合。而现在很多记者，和现场是一种剥离的状态，很多时候现场只是他的背景，最典型的报道语态就是，往那一站，开始说：“我身后就是……现在……”然后从后面拉过来一个采访对象。为什么不走过去，不走近了看？镜头要靠近去，靠近去。
举一个例子，以前没有领导人同期声，是由主持人来念领导人的讲话，像罗京他们当时，特别死板。后来发现领导人出来讲话，同期声效果很好。“9·11”时布什政府的支持率降到了冰点，但是当布什站在“9·11”现场的废墟上，拿着喇叭讲了一段话，他的政府的支持率哗的一下就上去了。这一块是我们研究得还不是很透的一个地方。实际上，政治新闻有它独特的价值，只不过我们的传播技巧、理念上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在灾难事件中，领导人的活动我觉得也很重要，都是可以报的，关键看怎么报。领导人去的地方表明是我们该关注的地方，是我们的工作重点。领导人不会随便到哪个地方去，也不会随便说哪句话。所以从新闻价值角度判断，显然是重要新闻，但像以前那样报是不行的。
如果非要找中国电视直播的一些节点的话，2001年的“9·11”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全球各大媒体反应都很快，甚至一些地方台都有，但直播央视没有做，所以是非常负面的。“9·11”事件符合一切直播的节目元素，需要发挥电视独特的优势的时候，电视没有出现。
从1997香港回归以来，在这个阶段，要说问题的话，央视还是习惯于做预设主题、预设程序的直播，因为这不需要考验你的应急反应能力，只需要事先做好充分准备。香港回归的直播至少准备了大半年，连演播室里的解说词都写了不知道多少遍。
而像“9·11”这种事件，一方面是政策的原因可能有限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它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时候这种快速反应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能迅速地、系统地组织起来。和现在对比来讲，现在已经进步很多了，快速反应能力增强了，虽然肯定也还有欠缺。大地震下午两点二十八分发生，两点五十几分的时候新华社发第一篇稿子，三点二十分的时候直播就开始了，就已经有消息了，然后一直没间断。“9·11”事件暴露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上上下下对直播可能造成的影响思想准备不足。首先，从宣传管理层的思路来讲，直播是一种自信。因为直播是不加剪辑的，同步播出的，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说明我敢于把真实的情况第一时间传递出去，不加选择的，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加选择的，比后期加工的那种少多了。这体现我们民族的开放程度，这是一种思维。所以我刚才说“9·11”时很大的原因可能是管理层这块，觉得要沉一沉，先不能做直播的报道。这次反映了整个新闻宣传思维的成熟，推而广之，信息公开反映了国家民族开放的程度。
2003年是一个节点，这一年有两个事情，一个是伊拉克战争的直播，规模很大，每天11个小时，连续好几天。从开始尝试性的到后来放开，可以看出思维正在转变，但是并没有完全彻底地放开。不像这次，上下思想很统一。那个时候还在试探，试探效果怎么样，会对社会舆论造成什么影响。
再往下找节点，就是2003年5月1日，新闻频道的开播。新闻频道开播的意义就在于开通了24小时不断开放的直播窗口，使很多时候我们难以去回避一个问题，以前我们做不成直播有很多原因，没有平台，以前比如要在一套做个直播，可一套原本有自己的节目编排，要直播得提前申请时间窗口，要申请要打报告，要层层审批。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操作起来很不方便的。现在有了新闻频道，你就没有这样的借口了，24小时不间断的平台已经给了你基础条件。所以新闻频道开播以后，直播的量就大量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