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后，四川紧急从全省7市抽调法医进灾区检验遇难者遗体。同时中国公安部又从重庆、贵州、云南、湖南抽调184名法医和照相技术人员增援。现在，已有239名法医增援灾区工作。法医等技术人员主要是协助对地震遇难者遗体进行编号、记录、拍照；采集血样，为罹难者生物检材亲缘关系比对、DNA检验和其身份识别提供基础性条件。
法医现在的工作是为未来无名遗体的归宿提供基础，而无名死难者的最终归宿则涉及灾后的重建。因为，只有当这些无名遗体得到亲人的认领后，生者才会心安，心灵创伤才会减少或抚平，社会才会趋于稳定。因此，保留和存贮无名遗体DNA样本的工作事关重大，是一项值得肯定的也必须要做好的灾后工作。
国际上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战争中无名遗体的认领也一再证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例如，在1995年签署《戴顿和平协议》为标志的波黑战争结束之前，前南斯拉夫地区发生了三年半的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据统计，在这三年半的冲突中约有30000人失踪。为了让这些失踪者(其中绝大多数已经死亡)获得最后的归宿，1996年在法国召开的西方七国峰会帮助在前南地区成立了一个国际失踪人员委员会(ICMP)，该委员会的工作之一就是寻找和鉴定失踪人员。
当时的做法是提取和保留无名遗体的DNA样本，并把样本运送到美国和波兰的生物实验室进行鉴定。当时每做一件鉴定的费用是5000美元(包括运输费和保存费)。尽管如此，也没有动摇ICMP鉴定无名遗体的信心和做法。委员会坚信，只有把所有无名遗体都鉴定完并送还他们的亲人，才有可能让生者安宁和社会稳定，但更重要的是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权的保护。
后来，波斯尼亚的两个实验室投入到这项艰难而复杂的工作中，把费用降低到每鉴定一具遗体为300～350美元。但尽管如此，也是一项耗费人力、物力和钱财的工作。但是，直到今天，国际失踪人员委员会也没有放弃这个工作。ICMP从2000年起启动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派出大量人员提取失踪者亲属的血样。迄今ICMP已经收集了约12000份血样，其中还有远从澳大利亚送来的遇难者亲属的血样。而且，随着技术的改进，如把线粒体DNA和细胞核DNA的测序结合起来鉴定，将会比较快地鉴定无名遗体。
今天，中国对死者和生命的尊重已经在大踏步地前进。首先是我们能为死难者降半旗志哀，而且举行全国统一的悼念和默哀。现在，又在殡仪馆和灾区现场收集无名遗体的DNA，发现一具提取一具的DNA，迄今2700余具无名遇难者遗体已完成检验，提取检材6000余份，进行DNA检验360余份，录入DNA数据库200余份。
这种做法为将来无名遗体的辨认和找到最终的归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只有当所有的魂灵最终都得到安息，生者也才能最后得到慰藉和安宁。这也才是一个社会文明与和谐的体现。同时铭记死难者和让无名遗体获得安息，也是生者记取教训并防止同样灾难再次发生的一种驱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