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特约撰稿周敬波/成都报道
神兵天降:全军陆航部队大集结
在汶川地震救援现场,参加救援的直升机有三分之二以上属于陆军航空兵。这个稍显陌生的番号也必将在地震后被人们熟知。
人群中突然涌起一阵骚动,仁清站起身,向着人们指点的方向望去:几个黑点从太阳升起的方向飞来,越来越大。他说,小时候从课本上看到过,那就是直升机。
那些绿色的直升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开始在人群上空盘旋。尘土飞扬之中,人们发出兴奋的欢呼。仁清身边的羌族老人却跪了下去,泪流满面。
仁清最后跟着解放军走出了北川羌族自治县的大山。但虚弱的他仍清晰地记得那个早晨发生的一切:巨大的铁鸟带走了濒死的孩子,留下食物和可以让伤口恢复的医生。“那个时候我才相信,有人在远方等着我们,只要我们到了那里,就可以活下来。”
张治霖和他的战友们显然无暇顾及人们的欢呼。四川变化莫测的天气和地形复杂的山谷,给这些常年驻扎在北方的飞行员带来不小的麻烦。“风景好的地方,往往就是因为那里山石特殊,这恰恰是飞机最大的威胁。”担任陆军航空兵副团长的张治霖,有着20多年飞行经验。
大地震后,这些带有“八一”军徽的直升机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但显然,人们并不了解这支被简称为陆航的部队,即使在一些新闻报道中他们也被误称为空军部队。
“这是陆军航空兵组建22年来规模最大、最为艰巨的一次抢险救灾任务。”总参谋部陆航部负责人这样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
到5月21日下午17时30分,陆军航空兵在灾区累计出动直升机90架,共执行任务1139架次、1508小时,为历史之最。
1700公里,挺进震区
张治霖所在的这支部队组建于1988年,是全军第一批陆航部队。此前执行过全部“神舟飞船”的返回舱回收任务。
5月15日凌晨,他们接到命令,派遣7架直升机前往震区。“命令没有说降落点,我们将先行起飞,在途中接受命令。”团长蔡有固说,部队随即开始进行最后的检修保障,夜色中后勤物资被搬进机舱。
那天清晨,蔡有固驾驶的米17直升机首先升空。壮观的机群在机场上空盘旋一圈,形成队列,然后消失在京南的天际。
飞越磅礴的秦岭山脉和太行山山脉,9个多小时中机群两次短暂起降进行补给。第二次起飞前,部队接到命令,他们最后的着陆点将是成都郊区的一处军用机场。
“越往灾区飞,天气情况越恶劣。”飞了20多年的蔡有固也很少遇到这种大机群长途飞行的情况。
在进入四川前机群遭遇了巨大的云团,云层绵延几公里。他们找到一个空洞飞了进去,十几分钟看不到阳光。云洞的那一边,就是大地震后的四川。
就在蔡有固的部队飞越云洞的同时,来自各大军区的陆航部队也在飞赴震区的途中。
而早在12日下午16时,地震发生不到两小时,隶属于成都军区的陆航团飞行员就已经抵达灾区上空进行侦察。两个机组曾一度短时爬升2000米,希望摆脱云团,但摸索飞行了将近20公里,机窗外只能看到白茫茫的雾气。
15日晚上17时多,来自北京的陆军航空兵们行程1700多公里后终于降落。
让人失望的电话铃
由于临时选定降落点,机场甚至无法提供足够的床铺,勉强拼起的行军床上也没有被褥。
“第一天晚上,时间好像特别长。”张治霖说,由于不断发生的余震,官兵们几乎一夜未眠。
几位年轻的飞行员坐在宿舍楼前的台阶上,望着北边震区的方向,久久无语。
地震时,成都军区一个航空团的团长正在汶川老家探亲。14日当他看到从天而降的战友时,还没有获得家人的消息。但是在此后的几天中,他一直驾机往来于震区和成都之间,搭载的伤员没有一个是他的亲友。
16日一早得到的消息让飞行员顿感失望:由于空军进行空投,直升机无法进入震区。整整一上午,军官们都在团长的房间里外晃悠,希望在接到命令时第一个获得起飞的机会。电话铃声只要一响,屋外的人就会冲进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让午饭味同嚼蜡。
下午13时30分左右,电话听筒中终于传出“开机”两个字。14时,蔡有固再次率先驾机起飞。
将近15时,满载着通讯设备和药品的机群在进入北川的山口受阻。“浓雾好像把进入峡谷的大门关上了,甚至不让我们看见里面的情况。”6架直升机在山口盘旋了一个小时,几次试图进入未果。
现场能见度不到300米,直升机刚接近山口就像陷入一片棉絮之中。而按照飞行条例,正常白天的场外飞行能见度要求3公里,在紧急情况下仍要保持1公里。
失望的机群被迫返航,人们的心情更加急躁了。意外的是,这一天在汶川,一位来自南京军区的陆航飞行员与远在江苏的女友举行了相隔两地的婚礼。新娘在南京金陵饭店的婚宴现场,与新郎通了一个电话作为仪式。这位新郎是15日接到命令赶赴四川的。
第二夜,官兵们习惯了余震,但仍然睡得不踏实。
那一夜,大家都睡得很香
2008年5月17日,对于年轻的中国陆军航空兵来讲是个特殊的日子——历史上首次实现所有部队同日升空执行任务。
阴霾中,“米”系列直升机和我国自行研制的“直”系列直升机从成都周边的机场陆续起飞,浩浩荡荡飞向灾区。
当天下午14时,本刊记者得以进入位于成都军区的全军陆航部队抗灾救灾指挥部。在一片电话铃声和参谋的通报声中,总参陆航部作训局副局长李少康告诉记者,当天任务目的地几乎都位于山区,地域狭小,气象情况复杂,其中许多乡镇仍是救援“盲点”。
张治霖永远忘不了他第一眼看到北川县城的情况:一片废墟上,大约4层高的楼房有六七十度倾斜。从军20多年的张治霖心里一紧,他们加速向目的地飞去。
当直升机从艰难跋涉的人们头顶飞过时,飞行员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挥手、呼叫,甚至跟着飞机奔跑,直到摔倒。此刻他们心中多想立刻降落拯救这些疲惫的人们。但是,还有更加需要他们的人在等待着。
第一次抵达的地点是北川的禹里镇,大约有7000多名群众和武警被困在那里,无水无粮。飞机刚停稳,人们就跑上来打开机舱里的包裹。然而这次飞机只装载了通讯设备,“他们失望的神情,就好像饥饿的孩子看到大人,立刻跑过去翻衣兜却没找到食物。”张治霖说。但是当他们知道可以通过这些设备与外界联络时,就兴奋地欢呼起来。
步行进驻的武警军官把急需的物品写在纸条上交给飞行员。当直升机在老百姓的泪水中升空的时候,承载了沉甸甸的希望。
这一天的飞行,让常年驻扎在北方的飞行员们领教了四川险峻的地形。直升机往往只能从一条山谷进出震区。浓雾中,全靠空管指挥机构进行协调,经常需要迅速爬升躲避对面的飞机。
当天,全军陆航部队共出动62架直升机,完成106架次飞行任务,投送食品、药品等救灾物资31.6吨,转送重伤员、救灾专家和医疗人员109人。
晚上,飞行员们都睡得很香,许多人喃喃地说着梦话,叫着快点、快点。
悬停比例最高的任务
18日起,空中救援达到高潮。在映秀本刊记者发现,抵达这里的直升机几乎从来没有间断过。来自北京的陆军航空兵这一天飞了4个批次,一共26架次。而几乎每一架飞机都遭遇了险情。
“本来山地里能够降落的地点就很少,地震后沙石松动,几乎没有合适的降落点。”张治霖告诉记者,按照常规,直升机降落时需要有一定空间保证曲线减速下落,但执行任务的山谷宽的只有200多米,窄的往往只有几十米。
在北川的开坪羌族藏族乡,飞机甚至无法在狭窄的山谷里掉头。飞行员们在一次降落未果后不得不爬升飞出峡谷,重新尝试。曾有1分钟降落记录的张治霖用了20多分钟才着地。
有时候,机务员必须从一两米高的地方跳下去,告诉地面的人们砍掉附近的大树、推倒电线杆,开辟出降落场。
很多次,正在降落的直升机轮胎会猛地陷入松软的泥土中,飞行员不得不悬停卸下物资拉上伤员。
在蔡有固的飞行经历中,这是悬停比例最高的一次任务。
他说,种种艰险都是为了最大程度接近灾区群众。由于飞机装载的多是方便食品,从稍微高一点儿的地方投下就会造成损失,飞行员往往为最后的降落地点做最大的努力。他们想,尽量把箱子里的方便面完整地送到百姓手中。
在全军陆航部队累计出动的1139架次中,飞赴偏远村寨执行救灾任务的有980架次。到21日17时28分,陆航部队共向汶川、茂县、理县、映秀、青川、北川和绵竹等重灾区投送食品、医药品、帐篷等物资721吨,前运应急通信分队、医疗分队和各类救援专家1465人,回运危重伤员1766人。
建军以来的最大考验
当蔡有固的部队前往青牛沱风景区抢救被困者时,机群旁的山体正发生着滑坡。第二天,他们飞往一处电站执行救援任务时,再次穿过正在塌方的山谷。
在景区里,直升机单轮着地救上了一位严重感染的女游客。医生说,如果他们不来接走伤者,她必死无疑。但没人知道,陆航飞行员们在抵达这些震区时曾遭遇过怎样的危险。
连续两天都有执行任务的直升机无法降落,被迫返航。蔡有固因为在空中指挥其他飞机降落,嗓子沙哑,几乎说不出话来。
19日,在抵达灾区5天后,帐篷、被褥等后勤装备终于送到机场,张治霖大方地送了一些给养给驻扎在同一机场的兄弟部队。他终于可以换掉穿了几天的飞行服。但记者在机场仍然没有看见前线常见的装满口罩和手套的箱子。
高强度的飞行已经让飞行员们有些疲惫。特别是几位团长,每天凌晨两三点接受任务,然后制订飞行计划再上报。等得到指挥部的批准时往往已经天光发亮。
记者问蔡有固,这样下去什么时候会达到极限?他说,不会有极限!
说话间,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指挥部要求立刻准备前往开坪。张治霖带了两个机组登机。一路上,他都在和一位年近50岁的老飞行员商量如何安全降落。但在停机坪等待了两个多小时后,任务因空军的空投而取消。离开时,成都灼热的阳光已经让每个人汗水涔涔。
在资深飞行员的记忆中,只有西藏的巡飞和东北的森林大火曾经如此险峻。当机群飞进大火上的滚滚浓烟时,还可以向各个方向迅速飞出。但是四川的浓雾以外,是坚硬的悬崖峭壁。
高原上的气候虽然更为恶劣,但大规模机群协同任务这还是第一次。
在大地震后,一项又一项纪录考验着组建只有22年的陆航部队。作为第二代陆航人,他们中很多人都是“80后”。
总参谋部陆航部负责人说,年轻飞行员们将在这次巨灾后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