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韩冰/北京、上海报道
信息孤岛的救命线
“将来的通信应急预案要采取多种手段,至少保证一旦灾害发生,能够在第一时间把灾情和群众关注的信息传出去。”
5月12日14点38分,上海新闻晨报的记者们在写字楼上感觉到了大地的晃动,迅速撤到大街上,十几分钟后,确切消息传来—— 四川东部汶川发生大地震。
此时,该报记者吴飞正在四川卧龙执行赴日熊猫的采访任务,20分钟前刚与上海总部电话沟通过采访事宜的他,忽然失去了联系。吴飞所在的卧龙就在汶川县境内,距震中仅40公里。
“您拨的电话无法接通……”同事们焦急万分,而卧龙大熊猫保护基地、卧龙镇以及汶川县各政府部门乃至成都各新闻媒体的固定电话,此时全都无法接通。
里氏8.0级的强震,使汶川地区有线交换局受损616个,无线基站累计受损16507个,传输光缆损毁10960皮长公里,这些数字意味着重灾区七个县城及众多乡镇通信完全中断,灾区在变为一片废墟的同时成了信息孤岛。
信息孤岛生命线
吴飞的同事与家人揪心地熬过了48小时,直到14日下午2点,一个罕见的号码出现在他同事的手机上。这个号码不光证明吴飞还活着,同时还替万余名卧龙受灾群众发出了第一个求救电话。
此后的数次通话中,吴飞向四川省抗震救灾临时指挥中心报告了受灾群众所处的具体经纬度、海拔方位,帮助解放军空军以空降方式救出6名生命垂危的受灾者。
这个第一时间通报灾情、拯救生命的电话,是通过当地的海事卫星电话拨出的。实际上,不只是吴飞,也不仅仅是卧龙,在此次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整个抢险救灾中,向来不太为公众所熟悉的卫星通信成为拯救信息孤岛的生命线。
大地震发生后,卫星通信运营企业中国卫通紧急调拨350部卫星电话,第一时间送达四川抗震救灾一线。到5月18日,投入抗震救灾的卫星电话已有1150部,提供通信服务累计时长接近66000分钟。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运营商在灾区的应急通信也基本都依靠VSAT和海事卫星通信系统实现。中国交通通信中心为抗震救灾各部门提供了近400台海事卫星终端,加之原来分散在各行业的设备数量,此次投入救灾的终端总量接近2000台。
同时,应该中心的要求,国际海事卫星组织为中国震区增加两倍卫星信道资源,大大提高了海事卫星设备的通信能力。
“固定电话和移动通信骨干网络分别通过光纤光缆和移动基站传输信号,但在巨灾严重毁坏以上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卫星通信是惟一能够依赖、也是最好的通信方式。”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红臣向《望东方周刊》介绍说,卫星通信覆盖范围广,部署迅速,不受地理条件、地面灾害限制,对电力依赖小,在常规通信网络陷入瘫痪时,卫星通信可以最大限度保证通信网络的畅通。
应急通信空白点
然而,同卧龙相比,灾情最重的汶川县映秀镇却没那么幸运。在抗震救援工作全面展开后,该镇的对外通信联络仍全部中断。
由于当地没有卫星电话以及其他应急通信方式,中国卫通迅速派出技术人员携带卫星电话从成都赶往映秀。由于余震不断,加之连续暴雨,山体滑坡和泥石流使技术人员在经过7小时长途跋涉后才最终到达。
成都指挥中心第一次收到来自震中心映秀的消息,就是中国卫通的技术人员杨雷通过卫星电话报告的。此时是5月13日21时06分,距离大地震发生已过去30多个小时。
这样严重的信息延迟在重灾区七个县城及多数乡镇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几十个小时对救援工作和等待救援的受灾群众来说,实在有些漫长。”
2007年8月份颁布的《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国家便把卫星减灾列入重点建设工程中,要求各地逐步建立“由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和地面应用与网络系统构成的国家卫星减灾体系”。
亲身参与减灾规划制定的李红臣告诉本刊,当时考虑到一些巨灾等极端情况的特殊需求,便将卫星通信列入规划,这次地震灾害表明这种考虑是非常正确的,卫星通信已成为灾害初期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的核心。
但他也承认,我国的应急通信保障工作起步较晚,目前还处于从政策向管理机制和技术平台研发方面推进的阶段,卫星通信产业具体如何支撑应急通信,各地如何配备应急通信设备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法规界定,更谈不上具体部署。
在地震频发的我国台湾地区,对应急通信设备的配备有硬性法律规定。从大城市到小乡镇的应急保障部门,都必须按照标准配备包括移动、固话、微波、卫星通信等在内多种通信设备。这样多元化的构成保证了灾难发生时,灾区至少有一种通信方式能够与外界联络。
市场与安全之争
地震灾区卫星电话等应急通信设备普遍缺失的背后,体现了卫星通信市场化运作与社会公共安全之间的矛盾。
中国卫星通信系统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投资和管理,逐渐发展起来的。由于卫星通信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市场化程度较低。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电信市场逐步开放,以固定电话和第二代蜂窝移动通信为代表的电信业务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07年,仅中国移动一家运营商的年收入便达到504亿美元,而从事商业运营的卫星通信企业才刚刚摆脱亏损。
很多业内人士认为,卫星通信业不能再依靠国家拨款生存,应该同其他通信业务一样,向市场寻饭碗，探索属于卫星通信的市场空间和盈利模式,走市场化道路。
但是,李红臣提出,在与固定通信和移动通信的直接市场较量中,卫星通信的劣势很明显。一方面,卫星电话受天气影响较大,信号不稳定,通话延迟时间较长;另一方面,通话费用高出其他通信方式数倍:国内卫星电话的通话费每分钟约为2元,海事卫星电话更高达每分钟两三美元。
尽管卫星通信企业长期推广,但用户接受度仍然不高。“只有各地的防汛抗旱部门,以及对通信安全要求较高的企业会配备。”李红臣说。
本刊记者从中国卫通了解到,该企业曾提议给每个县一级城市配备两部卫星电话,弥补当地应急通信保障不足。但大多数地方政府用户更青睐信号好、使用便捷、资费低廉的固定和移动通信。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副会长郝为民认为,中国通信业在盈利额与通信服务质量方面进步巨大,但通信的发展不能只用这两个维度来衡量,突发事件之下的通信安全问题是一个必须重视的因素。
业内分析人士担忧,从国家通信安全的角度考虑,完全放任市场化导向,将带来安全隐患,把卫星通信同其他通信手段放在一个商业平台上竞逐,不加以适当行政引导,会导致应急通信形成“短板”,一旦有事,则束手无策。
李红臣认为,卫星通信的发展,主要靠各级政府的应急通信保障或突发事件处理部门的需求,“这不是卫星通信企业通过市场化发展能够实现的,需要各级政府的重视与参与。”
汶川地震中暴露的问题已经引起政府的高度注意。5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工业与信息化部主管通信的副部长奚国华表示,震区灾后重建在传输手段上将考虑“天地合一”方式,即通过光纤和卫星两种方式实现优势互补。“现在看来,光纤的抗震能力差一点,将来的通信应急预案要采取多种手段,至少保证一旦灾害发生,能够在第一时间把灾情和群众关注的信息传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