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小军/北京报道
警惕灾后迷信蛊惑
大灾后迷信流行，根本原因是人们共同的心病
在举国为汶川大地震哀悼的时候，一些不和谐的迷信声音却像病毒一样在网络上悄悄蔓延：8比13更邪恶，2008年的五行之灾，福娃灾难学等。
灾后迷信盛
1949年至1950年间，为控制肆虐的鼠疫，新成立的北京市政府沿街播撒石灰。没想到，邪教一贯道借此开始传播谣言。
“八路是（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入的关，三十七年是戊子年，走耗子运，现在吱喳抓耗子，八路完了。”接着，又传出“ 苏联人要人眼和女人胎做迷魂药”，“现在有拍花的，专门割女人乳房和小孩儿的小便”等。一时间，迷信夹杂谣言在北京到处传播。吓得人们晚上睡觉不敢熄灯，拿砖头堵上窗户，白天不能安心工作，早早就下班回家。
这种伴随瘟疫或其他自然灾害而来的迷信和谣言，在中国历史上像一个毒瘤，不时就会发作。
早在先秦时期，古人传说帝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中一个居江水的是瘟鬼。为此，人们每于瘟疫发生时，就会作法驱除瘟鬼。根据统计，在明代，大疫流行39次。清代270多年间，瘟疫流行共328次。每次瘟疫爆发，各地巫师都会大行其道，打着治病救世的旗号骗钱害命。
迷信泛滥不仅出现在人类瘟疫之后，其他天灾人祸也概莫能外。
1956年，蝗虫在黄河流域的下游各省和新疆境内为害；而螟虫在长江以南的各省区横行。农民们认为这些害虫是天生的，“由东南风变成的”。除了请求蚂蚱老爷（蝗虫神）和白梢娘娘（螟虫神）保佑外，人没有办法对付。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但灾后出现的迷信问题仍无法彻底解决。
1997年，中原地区大旱。当年8月中旬以后，豫西南的淅川、西峡、内乡等山区县竟没下一滴雨。随着旱情的加剧，民间开始有组织地淘“龙眼”（农村一种迷信说法，意思即把潭水或井水淘干，让 “龙眼”流泪即可降雨）；有些群众花钱买来祭祀品，到附近的“神庙”或“土地庙”求神拜佛，乞求降雨；也有一些人煽动群众，说天不下雨是得罪了“龙王爷”，要想风调雨顺，就得捐款盖庙敬神。
人类心病同
大灾后迷信流行，根本原因是人们共同的心病。
对一个人来说，生命最宝贵，渴望生存是人类的天性。然而，突发的自然灾害、瘟疫以及战争等打破了和平安逸的生活，危及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的警觉心态大致分为五个层次。一是怀疑；二是担心；三是害怕；四是恐惧；五是恐怖。在灾难发生时，人们都会产生不安、害怕、恐惧。这种灾难后出现的心理脆弱，为迷信提供了生存空间。
类似的心病不仅中国人有，外国人也无法逃脱，因此灾后迷信盛行的情况同样大量出现在外国历史中。
1347年夏天，“黑死病”（腺鼠疫）在黑海东南端的一个港口爆发，当地的基督徒和水手四散奔逃，大多数人死于途中，活下来的人却把瘟疫带到了意大利、法国、俄罗斯等地。看着身边的人不断死去，而当时的医学技术又无法提供帮助，人们开始转向迷信。
欧洲占星学家解释说，1345年3月24日，遥远天际中星辰的排列---火星、土星和木星连成一线，是可怕瘟疫传播的原因。这种用天象解释或者预言灾难的例子并不罕见。
15世纪50年代，法国医生诺查丹玛斯写了一本名叫《从星象学的角度来看待今后的几个世纪》的书。在这本书的第十卷有这样一段：“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安哥鲁摩阿（音译）大王重新出现，战神以幸福的名义主宰世界。”20世纪70年代，日本人五岛勉写了一本名为《1999人类大劫难---占卜神魔诺查丹玛斯恐怖大预言》的书，称1999年太阳、月亮和九大行星将组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根据诺查丹玛斯预言，这种特殊组合将给地球带来灾难。
这类占星术自然对制止瘟疫毫无用处。教皇克里门特六世号召人们于1348年复活节时到罗马朝圣，乞求宗教信仰的力量征服疫灾。当120万人聚集于罗马时，鼠疫疯狂地吞噬着虔诚的信徒们的生命。
据记载，参与朝圣的信徒中只有不到1/10的人幸免于难。教皇本人并未参加朝圣，而是躲在阿维尼翁行宫最深处的一间屋子里，幸存下来。迷信没有帮助人们，反而制造了普遍的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甚至造成更大伤亡。“黑死病”最终夺走了当时约1／4欧洲人的生命。
与此类似，当时间走到2008年，诺查丹玛斯或者五岛勉的预言早已经成为笑话。
然而，灾后迷信的危害却是非常现实的，邪教盛行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国明、清历史中，灾后形成的民间邪教组织包括罗教、弘阳教、八卦教、无为教等许多种。而1918年流行性感冒肆虐欧美，近2000万人死亡，导致人们乞灵于宗教驱魔，数以百计的邪教应运而生。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和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爆发，则使美国邪教组织数量达到高峰，超过2000个。
迷信祸心深
对于灾后迷信的始作俑者，除了明显的经济原因外，其政治企图也不能回避。
1957年春天，广东电白县发生大规模流行性感冒。当年5月17日，下岭乡巫婆到“浮山庙”拜神回来，声称“冼太夫人（当地一座庙中的神）回来了，要救万民”。第二天她便和另一个名叫老虎奶的巫婆赶到当地“晏宫庙”旧址烧香，说道：“瘟神下降，人死一半，要免灾难，快来拜神。”到6月底，神棍说：“要有吃有穿就要消灭共产党。”至此，这次迷信事件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当时，受骗的群众涉及附近7个县的8万多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根据历史条件，廓清灾后迷信先后采用了两个办法，都取得了明显效果。
1950年12月19日晨，北京市大街小巷遍贴由市长聂荣臻和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签署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布告》，打击“一贯道”的雷霆风暴横扫北京。
在历时两个月的打击过程中，先后逮捕道首381人，枪毙42人，登记点传师720人，坛主4775人，封闭大小坛1283个……随着一贯道被连根铲除，迷信和谣言在短时间内被有效控制，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有力的保护。
随着国家政权基础稳固，对于灾后迷信的打击转为较为温和但治本的方式：治疗心病。
专家分析说，灾后心病很大程度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所谓信息不对称，就是普通人对灾变产生、发展、变化的原因，以及最终的进程与结果不了解、不清楚，人们对灾难产生了神秘感和恐惧感。于是，保证人们得到足够的有关信息，成为治疗心病预防迷信的一剂良药。
2003年春天，SARS疫情出现，迷信和谣言再次冒头。当时，民间有一种说法是：一个哑了多年的老人突然开口说话，只要晚上燃放鞭炮，就可以驱逐非典。还有一种说法：有一个男婴一出生就开口说话，说这场非典是上天要收人的灾难，而他是下界来拯救万民的，只要人们熬绿豆汤喝，即可免灾。
谣言传开后，市面上的绿豆身价倍增，各处粮店、集贸市场纷纷排起了长龙，连绿豆糕都成了金贵之物。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彻夜燃放鞭炮的情况。
对此，政府没有回避，而是公开信息，组织媒体揭露。中央电视台在5月9日以报道廓清了新生儿开口说话和喝绿豆汤防SARS等谣言，公开的信息有力打击了迷信，给了人们信心。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政府的信息公开程度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已经成为防止灾后迷信的“免疫针”。
网上少数的迷信声音甫一出现，就受到网友们的围攻。一位网友在所谓“百年逢8大灾难”的帖子后面留言说：“不要听信谣言，不要再给国家制造太多麻烦，去传这些谣言了……我只希望灾难快过去，人快救出来，他们的家园能很快重建好。”
灾后迷信现在是“落水狗”，“咬人”的能力迅速下降，但对于它不能放松警惕，“痛打”必须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