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肢少年马聪

马聪盼着有一天至今下落不明的爸爸会出现在病房门口，给自己一个拥抱。 陈鸣 摄

　　马聪低下了头，专心致志地拿铅笔在纸上画迷宫。那条铅线曲曲折折，先是一个上扬，然后折而向下。

　　旁边一位电视台的女记者大声地在跟马聪说话，她穿着件闪着光的T恤，银饰随着手势不住舞动。刚做过手术，马聪精神并不是很好，他仿佛是在听她描述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

　　“做手术的时候，医生给你划了这么大一个口子。你看！这么大。”她在11岁的马聪面前比划。看到这手势，马聪像刚醒过神一样，张大了嘴巴。

　　尔后，她转身正对着摄像机，说，“没有谁在截掉一整个小腿之后还像他这么坚强的！”

　　马聪埋着头继续画迷宫。

　　“一定要坚强！”她说。

　　……

　　摄像机对准了他画的迷宫。

　　“像你同班那个女同学，看起来一直很坚强，现在就不行了，精神似乎要崩溃的样子，像她这样就是做得不够好。”

　　马聪开始画迷宫的另一堵墙。

　　沉默

　　5月20日，灾难已过去一周，整个下午，马聪的床前站着一拨又一拨的记者，有来自上海的，北京的，四川的，香港的，国外的，大约20人。对所有的采访，这个小男孩还不懂得拒绝，也几乎没什么回应。

　　而在隔壁病房的，一个悲伤的家长刚刚与进进出出的无数记者发生了冲突，原因是记者要他年幼的小孩回忆地震时的情景，将孩子吓哭。这是一场不可轻易提及的灾难，任何回忆和追问目前都不合时宜。

　　在这个病房里，床号从45到50，马聪是6个孩子当中之一。45床的彭正在床上不停地跺脚嚎啕大哭，就像每个人在童年需要抚慰时都会做的那样。46床的肖镜蹲在医院的过道上和爸爸滚塑料球，他和彭正一样，没受什么伤，只在手臂上裹了一圈绷带。他们都还没上小学，幼小的身材在地震中获得了更大的求生空间。50床的李高名同样没有太大的伤势，最小号的病服穿在他身上大得像块袈裟，他拿了个遥控器，兴奋地盯着遥控跑车在各个病床穿行。

　　伤势重一些的是47床的李鑫和49床的冯成杰。李鑫手臂上有两处骨折，医生在一旁拿着嗡嗡响的机器正在给她打石膏，李鑫扑在妈妈怀里一阵大哭。14岁的冯成杰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他是漩口中学初三的学生。被救援部队救出来的时候他的腿和马聪一样已经冰凉，幸运的是第一次手术后他保住了这条腿。

　　这里面将近有10个父母在日夜陪护。

　　只有马聪在沉默。没有父母陪伴的他，虚弱地喘着气，脸上挤出一些有气无力的微笑。一整个白天，他只是睡觉，看画着好多漂亮小人儿的书，然后接着睡觉，看书，中间吃几口水果，玩两回游戏。护士说，他需要多说话。

　　“我们这里住着六七十个小孩，从5月12日到20日，接受截肢手术的有15个，都是下肢。”华西医院第二住院部的儿外科医生蒋欣说。

　　孩子和腿。它们带着他们上山下溪，奔跑蹦跳，跳绳踢球，在这短短的十年时间里四处触摸这个世界。但现在它们跟他们道别了。

　　白天，马聪问姑妈，“腿如果断了，是不是还会长出来？”夜里，马聪不停地拿右脚去蹭自己的左腿。

　　他揪着照看他的志愿者张丹妍的衣角问：“姐姐，我的左腿是不是没有了？”张丹妍告诉他那只是麻药的作用，不要乱想。送到医院的第四天，张丹妍听到一整夜马聪都躲在被子里轻声地哭。

　　三天

　　一条小蛇在灰格子上不断地穿行，左扭右扭，时而吃到“能量球”变长，时而撞墙，“轰”的一声巨响。背景昏暗，它就在闪烁中穿行，就像一道亮光照进黑暗。

　　穿行，倒退，拐弯，撞墙。

　　天黑下来后，马聪从照顾他的志愿者手上借了个手机，就开始一刻不停地玩贪食蛇。

　　他的睡眠很差，一个晚上每半个小时就会醒来一次，他询问身边的人现在几点，是白天还是晚上，不断重复。他并不适应黑暗的房间，要求把头顶上的灯打开，这样才能安心地合上眼睛睡会儿觉。

　　有72个小时的时间，他就像游戏里那条小蛇一样，被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动弹不得。在5月12日的下午，刚刚还在上美术课的五年级一班的马聪几分钟后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漆黑的角落。挪挪左手，有点儿疼，但能动。挪挪右手，还好。右腿，膝盖能稍微弯起来，没有痛感，脚趾能伸缩。左脚，没有感觉。左小腿没有感觉，隐约有些疼又麻麻的。

　　马聪脸贴着地，头被水泥板压着，斜着身缩在地上。两个同学躺在他的旁边。就像体育课时排队看齐一样，肩并着肩，手臂靠着手臂。两个同学已并不会说话，在画下生命句号之前，他们不经意地做了人墙，替马聪挡住了两边倒塌下来水泥板的大部分冲击力。

　　有一阵时间，他听到上面“啪哒、啪哒”有雨在落下，泥土味儿飘进来。雨水没有淋湿他，一块水泥板帮他挡住了它们。

　　马聪能看得到一丝光线，从他躺的地方到大雨滂沱的外面只有二十几厘米，他刨了两下，发现刨不动，又推了两下，还是推不动。然后他对着外面大喊“救命”，没有人应他。几分钟前喧闹的校园，现在寂静得可怕。他推了推同学，他们还是不说话。

　　他不知道，这天，他的同学——映秀小学400多名学生中，有三分之二走向了生的另一端。

　　一会儿他累了，昏昏沉沉睡去。一会儿又醒过来，干喊了几声，没人应。他想起苏良兵，他最好的朋友，他们同一个年级，一个在1班，一个在2班。去苏良兵家玩捉迷藏时，他会躺在衣柜里，有时候躲在大水缸里，那里面也像这里一样黑漆漆。也许这是马聪玩过的最长的一次捉迷藏，而这回他希望尽快被找到。

　　三天后，马聪被喊醒了，三个村民把他从废墟里刨了出来，从他左脚上挪开了一面裂开的墙。大姑妈冲上来把他抱在臂膀里摇摇，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他右手起泡，背上也是泡，左脚已开始发黑。

　　马聪睁开眼睛，醒了醒神，用很弱的声音说：“姑妈，你们好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前来救援的村民听着，拄着镐子哭了。

　　下一次，马聪醒来是在傍晚的18：50，他已经到了成都，搭乘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直升机。

　　华西医院儿外科医生蒋欣手头的表格上写着：“马聪，11岁，阿坝川，5月14日下午……直升机送达……左脚、左腿骨折。”马聪左腿患有“骨筋膜室综合征”，这种病状的出现是由于肢体受外来重物长时间严重压迫，在地震中属于比较常见的伤害。

　　蒋欣决定对马聪进行手术。

　　马聪身边没有任何亲戚在，蒋欣问他：“愿不愿意做手术？”马聪点点头，自己签下了名字。那天晚上，在手术台上，蒋欣在马聪的左小腿开了两个10厘米长的口子，给他做减压治疗。半小时后手术结束。

　　蒋欣希望能保住他的腿，这个希望在两天后破灭。16日上午，马聪的小腿也坏死，蒋欣不得不给他做第二次手术。

　　“愿意做手术吗？”蒋欣问马聪。

　　“做了手术我的腿还在吗？”

　　“需要截掉。”

　　“叔叔，我不想做。”

　　可是如果不截除小腿，坏死组织中的毒素会慢慢地进入马聪的肝和肾，而第一次手术的时候，蒋欣就发现马聪的肾功能有些不正常了。

　　最终，院长签字，蒋欣流着泪，截除了马聪膝盖以下10厘米的腿。

　　映秀的家

　　马聪望着外面，盼着有一天父亲出现在病房门口，飞奔过来给自己一个拥抱。但是，也许他的父亲马道根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儿子了。

　　35岁的马道根在一个国有铝厂工作，每天，他骑着摩托车从映秀去阿坝漩口上班。这之前他在镇上捡荒。

　　他也想过找一份体面点的工作，可是一合计发现并不划算。他小学都没有毕业，上哪儿都只能打粗工，每个月也就几百块钱，拾荒的话只要勤快点儿偶尔一天会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

　　5月12日下午过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三间瓦房，一间是厨房，一间卧室和一间客厅。那里头曾经住着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马聪和他的妹妹。二姑妈的女儿董正蓓也住在这里。那天，三个小孩子都在映秀小学读书，只有董逃了出来。

　　从映秀镇逃出来的乡人说，马聪的母亲行为有些怪异。本来她走在从汶川往成都的路上，中途又折回去了，后来再有人要带她离开那里，她都不愿意。马聪的姑姑马巧华说，她可能是受到刺激了。

　　在马巧华看来，马聪的母亲生活也很不易。一个农村女人嫁了一个老实男人，只能埋头度日。早些年，她在家里种地，后来国家“退耕还林”，她就到河里给人筛沙，工钱按吨计，每天可赚一二十块钱。

　　一家三代六口人，重担就压在这对中年夫妇身上。

　　爷爷奶奶经历了这次地震之后，再也经不起惊吓，被马聪的姑姑送去了重庆。临走前，奶奶来医院看了马聪，走在路上，姑姑马巧华反复告诫：“见了面千万不要哭！哭了他会吓坏的！”奶奶忍了半个小时眼泪，出了病房才嚎啕不止。

　　妹妹

　　在蒋欣眼里，马聪是他见过最勇敢最坚强的孩子。

　　截肢手术刚做完，护士推着车送马聪回病房，后面马巧华就哭哭啼啼地跟着跑，哭声惊动了楼道里的所有人，而孩子却安静地躺在床上，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一滴眼泪。

　　“孩子本不应该这么坚强，他是把所有东西都装在心里了。”蒋欣说，作为医生，他更希望看到马聪有一天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志愿者方强和妻子最近一直来照看马聪，他是一个8岁小孩的父亲，成都一家室内装潢公司的老板，这场地震已经让他差不多失业。他和妻子整天整夜地细心照料马聪，给他看图册，讲故事，喂饭，还帮他处理大小便。每次方强拿来便盆在他身下放好，马聪都会要他把围着床铺的帘子拉好，然后很礼貌地跟他说：“叔叔阿姨，你们出去吧，好的时候我再喊你们进来。”

　　他的伤口也愈合得非常快，一种十分强盛的生命力在促使他恢复。蒋欣说也许再过半个月，他就可以出院，之后半年他就可以装上假肢。

　　在方强眼里，从地震的精神刺激的心理创伤中恢复过来是最困难的事情。“只要你仔细看他的表情和眼睛，就可以读到一种深深的困惑和迷离。”在地震中，父亲失踪，自己又截了一条腿，这一切残忍地发生在一个11岁男孩的身上。

　　他和马巧华都有些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那么多的媒体站在床边对孩子是一种帮助还是一种伤害。也许曝光率高一些，获得的捐助也多一些，孩子的路也好走一些，也许一次次相机的咔嚓作响都把他往正常人更远的地方推了一把。

　　方强说他想过收养他，可是又怕经济上照顾不好他。一个差的假肢和一个好的假肢，价格上从几千到几十万不等，最好的假肢甚至可以帮助使用者慢跑，而差的假肢仅仅是一个形状。“我不想让这样的孩子再受一点点委屈。如果有一户有钱、有教养又有爱心的人家收养他是最好不过的。可是这样的人家上哪里去找？”

　　一个下午，马聪都在画迷宫，那团铅线密密麻麻地上下波折。

　　家属、医生、记者，走进走出，走进走出。皮鞋，运动鞋，高跟鞋，拖鞋，每个人都在这里划了一条轨迹，然后离去。

　　他向每个来看他的人打招呼，然后低头画画。跟每个要走的人说再见，脸上挂着虚弱无力的微笑。他也有非常高兴的时候。有好几个大学生志愿者来看他，送了他一对洋娃娃，他抱着那对娃娃看了看，说：“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妹妹。”

　　马聪的妹妹叫马欣月，9岁，小学二年级，也在映秀小学。他们兄妹感情深厚，在家里睡同一张床，白天一起背着书包上下学。有一次马聪对夜里陪护他的志愿者张丹妍说：“好想找到妹妹一起玩。”

　　一直没有谁敢告诉他，教学楼倒塌之后，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就一直没有出来过。（南都周刊记者 陈鸣 四川成都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