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前，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大地震，24万同胞罹难，百万人口的唐山市顷刻之间夷为废墟。
我经历了那次地震，并且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抗震救灾部队的一员，前后在唐山50余天，亲眼目睹了震后惨状以及军民同心协力共赴危难的壮举。
那一幕幕刻骨铭心的画面时常索绕心怀，不吐不足以为快。值此汶川地震袭来，给中华民族造成极大哀痛之际，我把它作为散记加以整理，以飨读者。
恐怖的大震之夜 1976年，是我当兵的第6年，提干的第3年，当时我在即将改为基建工程兵的铁道兵第十二师政治部宣传科任见习干事，师部坐落在北京阜成门外马神庙的北京商学院。7月28日夜，我与本科干事王凤民、彭亦熙同住在二楼的一个办公室兼宿舍里。凌晨，熟睡中的我被由远及近的巨大的轰鸣声惊醒，忽的坐起来，只见窗外电闪雷鸣，窗户玻璃叽哩咔嚓，“地震——”我大喊一声，蹭的一下蹿到门口。我们那个门栓有点生锈，平时很难打开，那一刻我一下就打开了，撒腿跑向楼梯口，只感到整个楼都在晃动，楼板波浪起伏，直打脚底板儿。二楼到一楼的两段楼梯，平日里每段怎么也得三、四步才能下去，那时每段中间只点一下就到了楼门口。当我跑到两楼中间的一条煤渣路时，还没有几个人，转瞬间，战友们象流水一样从两个楼的四个楼门里涌出，煤渣路上瞬间就竖起了一道人墙。借着昏暗的灯光，我扫了一下左右，只见人群里穿裤衩背心者居多，神态各异，惊恐万状，嘁嘁喳喳，语言和眼神都在传递一个信息：地震。由于那时地震知识远不如现在这样普及，此前的河北邢台、辽宁海城地震均未给京城人们留下太多的印象，故而大家谁也想不到，当然也不会想到会有余震发生的可能，在院里站了一会儿就回房间睡觉去了。当我和彭亦熙走到二楼的住室门口，只见王凤民睡眼醒忪地走了出来，迎面问道：“怎么啦？是紧急集合吗？”当得知是地震时，他立时就生了气，埋怨我们不叫上他走，还说，“如果打仗，你们不当叛徒才怪，连战友都不顾！”我们无法解释，相视而笑。后来，当我们酣然入睡，这位老兄却越想越后怕，竟再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上午，大雨滂沱，老天好像撕开了口子，直往下倒。师里逐级传达了唐山发生大地震的消息，并要求大家不要回办公楼，要防止余震的发生及余震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大家这才感到后怕，于是我们宣传科十几个男男女女挤在电影队的一辆212吉普车上，看着眼前的倾盆大雨熬时光。平时我们老说人吓得“肝儿颤”，我那天上午回楼里蹲厕所真真偿到了肝儿颤的味道：尽管厕所在一楼，但还是怕得不得了，我在里面使劲，战友们在外面高喊“快点儿、快点儿”，刚减轻了负担，来不及擦屁股，提上裤子就赶紧跑啊―――。记得刚吃过午饭，政治部主任江德森在楼门口招呼我：“小柳，快来——”。我跳下吉普车，跑到江主任面前。江主任说，刚才接到上级指示，我们师要前往唐山抗震救灾。我们研究了一下，认为你年轻、文笔不错，派你去给带队的钟平武副师长当当秘书。现在你马上准备一下，一会就随钟副师长出发。
接受命令后，我噔噔跑上二楼，打好背包，备好纸笔，挎上军挎、水壶，不到半小时就回到楼下。司令部楼门前，以钟副师长为首的司、政、后十几位参谋、干事、助理员整装待发，大约下午二点左右，我们这支部队就冒雨出发了。
上车后得知，我们是师里的先遣部队，从师属各团抽调组建的吊车队伍第二天才能出发。
帐篷扎在跑道边 离开首都一路北行，只见人流越来越多，道路越来越挤。现今的资料显示，当时中央军委一个命令，唐山周围的所有部队，全体出动，目标唐山。那时部队往里涌，唐山人往外跑，越往北走，房屋倒塌越多，劫后逃难的伤员越多，及至到了唐山——丰南一带，车子根本就走不动了。就这样我们走走停停，到了第二天早晨才到了唐山机场，按照指挥部的统一布置，我们就在机场跑道外侧的庄稼地里搭起了帐篷。
那时机场是唐山的主要对外窗口，救灾物资运进来，伤员运出来，都要从这里经过。白天，随便抬眼一望，都有几架飞机在天空盘旋，等待降落。有一回我数了数，视线内竟有8架之多。我们的帐篷距离跑道只有几米远，机翼几乎擦着帐篷，飞机呼啸往来，震耳欲聋，昼夜不停，在那种环境下，困极的我们竟也都能睡着觉。
32年前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就其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而言是不可比拟的，汶川地震我们可以看到，飞机空投的是矿泉水、饼干、方便面、八宝粥等易于保存食用的食品，记得那时的唐山灾情发布后，全国人民都知道唐山断水、断电、断粮，好像全国人民都在给唐山人民烙饼吃，机场里的大饼一堆一堆象小山一样高。由于开始时秩序混乱，往外运输和分发都很困难，又值酷暑季节，许多大饼都长了绿毛，我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腐烂变质。
更惨的是从不同方向涌来机场的伤员，简陋的候机室内、停机坪上、跑道两侧，哭声、喊声不绝于耳，飞机不停地起降，一批批的伤员被运走，更多的伤员涌进来，因此机场的伤员连续多日有增无减。
在跑道边住了没有几天，听说中央领导要到唐山来视察，为了飞机降落的安全，我们的帐篷又扎到了机场雷达旁边的花生地里。记得那时花生已结有一些果实，扎帐篷时，我们拔了一片花生，大家剥着吃了好大一会儿呢！
后来听说，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率领中央代表团在我们搬离跑道的第二天就到了唐山，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灾区人民慰问。
唐山人人都喊解放军叔叔 今天的汶川，抗震救灾的主力是部队、武警，那时的唐山，解放军就是救命恩人的代名词。
大震之初，唐山基本上是一个无政府的世界，许多人还没从噩梦中醒来，加上没水没电没有饭吃，唐山人恐慌极了。尽管党政机关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人员伤亡，建筑毁坏，许多系统支离破碎，很难发挥什么效能，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就是他们的最大指望。
扎好帐篷，我随师首长赶往市区，为后续部队领取任务。我们到哪里，哪里就有一群人围上来，无论男女老幼皆称解放军叔叔：几位中年人对钟师长说，这座楼里埋着我们的家，里面在喊救命呢！请解放军叔叔赶快派吊车来，这大楼板我们搬不动呀！一位老师傅急切地对钟师长说：这是我们的加工车间，上夜班的工人还都在里面，他们有不少人都还活着，解放军叔叔吊车再不来他们就没救了。我正在听首长讲话，忽然感觉背后有人拽我衣服，回头一看，只见是一位七、八岁的小女孩，眼泪叭叭地拉着我走到一片瓦砾前，怯怯地说，解放军叔叔，我的爸爸、妈妈、弟弟都在里边，邻居们全都没有了，求你们快来救救我的爸爸、妈妈和弟弟吧！说话间，围上来十几个小孩子，这个说，我们家死俩，那个说，我们家死仨，另一个说，我们家就我自个儿了--，无奈的举止，哀怨的目光，期待的眼神，那一刻我成了小小的中心，仿佛我就是他们的救世主。
战争年代的事情我没经历过，但我相信许多人都会同意我的观点：1976年的唐山，解放军的威信是最高的。
我几乎每天都到现场，有的是随首长去，有的是独自到现场了解情况。部队指战员扒人救人的悲壮画面至今在头脑里清晰可见，尤其我们的吊车部队，真是帮了唐山人的大忙：
镜头之一：震后第三天，某倒塌的宿舍楼现场，几台吊车不停地把一块块楼板、一根根房梁吊起，两位中年男子在废墟周围走来走去。交谈中得知，7月28日夜，他们上夜班，就在从单位回家的路上发生了地震，据他们讲，这栋楼共住36户、180多人，如今只剩他们俩了。几天来他们一直呆在这里，而且他们认定，废墟里有亲人还活着。于是指挥吊车和战士们一起扒人救人。我们到现场不一会儿，随着一大块楼板的吊起，一名男子喊起来：“快，快——，”我们急忙围上前去，看见一只手从腕口大的黑洞里伸出来。这是地震第三天，见有人活着，人们哗的围了上来。在几个战士把洞口作些清理后，吊车又吊起一块楼板，只见一位灰头灰脸的男子坐起来，在他身后露出一大一小两颗脑袋，但已永远停止了呼吸。事后得知，这是一家三口，据男子讲，就在头晌，母子俩还活着，只是钻不出来啊！
镜头之二：震后第四天，某工厂倒塌的车间废墟。笔者赶到时，只见吊车长臂下围了一群人，进去一看，是一堆尚未完全塌平的废墟，围观者多为厂里的工人，从大家的议论中得知，这是工厂加工车间，尚未完全倒塌的是位于车间一角的值班室，由于混凝土构件斜压在半截墙上，中间形成了一个空间。人们说，两天来一直有人在里面喊救命，但大家面对巨大的混凝土构件束手无策。这时，战士已把系在混凝土板的钢绳拴好，随着钢绳越来越紧，混凝土板的一端被缓缓吊起，下面露出一顶尚在支着的蚊账，吊车把混凝土板移开后，两个战士走向前掀开蚊账，每人拉住一条腿往外一拽，一具体态丰满、皮肤白皙、乌发盈尺、只着裤衩与胸罩的年轻女尸颤颤悠悠的被拖了出来。突然背后“哇——”的一声，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位青年女工捂着脸嚎啕大哭向西跑去，一问得知，生者、难者是同车间的一对好姐妹，上午他们还对着话呢，一个在里面呼救命，一个在外面要他坚持，但外面的人终因没有吊车，大家干着急，面对水泥楼板毫无办法，里面的人终因时间过长难以坚持，于中午时分再也没有了动静。
镜头之三：震后第五天，一幢倒塌的家属楼前，两台吊车在作业，至少五六百人围观，有一个八岁男孩即将被救出。
这天早晨，我和师指挥所的战友们正在吃早饭（馒头、咸菜、酱油汤——天天如此，笔者注），只见师部通讯员小李骑着挎斗摩托飞驰而来，在我们面前嘎然而止。小李报告，现场发现生存者，师首长让我们赶紧过去。我撂下饭碗与司令部一位参谋登上摩托直奔现场，正赶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一位中年人对着吊车正在作业的一面残墙大声呼喊：“小海，我是爸爸呀，小海呀，你一定要挺住，毛主席派解放军叔叔救你来啦——”。围观的人鸦雀无声，只听见一个微弱的回应：“爸爸、爸爸，我还活着呢！”这微弱的声音又唤起巨大的回应，好像几百人都在喊：“孩子，挺住呀！”“坚持就是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人群里喊起了口号！
随着又一块楼板的吊起，呈三角型的一个黑洞露了出来。“小海小海——，你能出来吗？”“我能——”，不一会儿，一个脑袋慢慢从洞里站出来。“儿子啊，快，快喊毛主席万岁，快喊解放军叔叔万岁！”男孩小胳膊举起来“毛主席万岁！解放军叔叔万岁！”声音细而弱。两位白衣战士赶紧上前，用白床单裹住男孩放到早已备好的担架上，这时，又有人领头喊起了口号，“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几百个声音汇拢一起，震耳欲聋，激荡天空。
火车站广场之痛 唐山火车站是我们部队的作业现场之一，我曾多次到那里采访。
第一次是到唐山的第三天。我到时，我们的吊车正在候车室旁边的废墟上作业，房顶吊起处，我看到一口黑黑的油锅，一个衣衫完整的人趴在锅沿上，脑袋浸在清晰可见的油锅里，一个战士上前把那人的身体往上使劲一提，只见肩上的脑袋已经变成一个黑球，噗噗哒哒直往下滴油。锅里黑色的长条状物品及难者手里的筷子都说明，难者正在炸油条时地震了，人来不及跨出屋门就被砸死了。
第二是到唐山后的第六天。我到时，只见站前旅馆的废墟旁堆了足有一米四、五高的一大堆人民币，现在回忆起来，这可能是我见到的体积最大的一笔钱。只见四位解放军战士端着冲锋枪威严地对着四个方向。因我也是解放军，可以稍稍往前看一看。这堆钱毛票居多，“紫花头”的五元券散落其中，拾元券只能看到几张。
现场作业的战友们说，这些钱都是从站前旅馆的遇难者的物品中清理出来的，因为那几天许多地方出现了哄抢物品现象，为此，指挥部安排四位战士持枪看管，如有不测，即可弹压。第三次是到唐山的第十八天。那时尸体都已腐烂，我们戴着两层口罩中间夹一层纱布，纱布撒上香水，都抵档不了难闻的臭味。我到车站时，看到几辆卡车驰进广场，卡车上装满了鼓鼓的塑料袋。卡车停下后，战友们上车把塑料袋一个个拖了下来，不一会儿，塑料袋摆了大半个广场。这时我看到十几位戴着口罩和胶皮手套、每人手里握着一把剪刀、穿公安服装的同志把塑料袋一个个解开，那里装的都是遇难者尸体，只见每解开一个都会流出一摊水。当尸体被倒出来时，我诧异地发现，人体是那样的小，脑袋比拳头大不了多少。长我几岁的张干事对我说，尸体化解，尸水流出，人就成这样了。公安人员持剪刀把一个个尸体的肚子剪开，一边剪一边作记录，据说，通过这种检验，可以确定死者是那个地区的，然后在埋葬时加以区别。
余震之威 大震之后，唐山余震频繁，几乎天天都会发生。我们驻扎在帐篷里，睡在行军床上，不用担心余震的伤害。一天早晨，战友们正蹲在地上吃早饭，感觉“唿——”一下，粥碗被掀翻，我们被掀倒在地上。参谋长陈玉平是个大胖子，有两次强余震竟把他从行车床上掀到地下。那时，唐山的民兵组织都发了枪，一方面打击哄抢，维护社会治安，一方面用枪声预报地震。但每次呯呯啪啪的枪声响起都是在余震之后，因此，根本起不到预警的作用。
北京军区某连的一个班钻到一幢尚未完全倒塌的楼房中救人，突然发生了强烈余震，那些本来残缺不全并已被震酥的房体经此一震完全倒塌，十几名战士被砸在里面英勇牺牲。
刚从噩梦中惊醒的唐山人真的吓怕了，不论白天昼夜，随着强余震的发生，一陈急促的枪声过后，便会传来许多呼喊声，男人的吼叫，女人的凄戾，抢天呼地，尤其是夜间，听的使人毛骨悚然。
亲人去、亲人归 一天中午，我们正蹲在花生地里吃面条，只见远远地走来一个人，渐近发现，来者穿绿军裤、白衬衣，头发蓬乱，再近一瞧，原来正是我们师后勤部杨助理员。杨助理员是地震前一周回唐山探亲的，我们一到唐山就到处找他，但因大震之后，死伤太多，找他的几条线路都断掉了。头天钟师长还和我们念叨，说小杨可能是遇难了！今天是第8天了，杨助理突然出在大家面前，战友重逢，彼此都有一番劫后余生之感，他哭，战友们也哭。过了好大一会儿，杨助理才讲述了他死里逃生的经过。原来，他家住的是平房，地震到来时，他被掀到了床下，屋顶塌落下来砸在床上，正好给他留出了空间，第三天，他被解放军救了出来，妻子和四岁的儿子都遇难了，杨助理说：“震的太厉害了，天翻地覆一般，只晃两下，房顶“呼——”的就下来了，根本跑不了！”
我的父亲7月20日到辽宁营口出差，7月27日晚乘火车到北京来看我。地震发生时，他正在距离唐山不远的火车上，火车被迫停驶，他和其它旅客一起被送回营口，然后乘轮船经山东烟台返回河南商丘。中间20多天没有消息，家中亲人心急如焚。母亲发电报到部队问我父亲是否到了北京。之前，父亲曾来电报说要来看我，现在没了下落，部队首长把母亲来的电报让师部通讯员送到我手里，同时，让我回京处理一下，等我回京挂长途给家里时，大哥说父亲已安全回乡，我这才石头落地，又急忙返回抗震救灾第一线。
我们师政治部孙副主任的姐姐家住在唐山丰南县的一个村庄。受孙副主任委托，一天上午，我和直工科张干事乘吉普车从机场出发前往丰南县。一路走来，发现倒塌的房屋越来越少，我们路过的几个村庄房屋竟都完好无损，但过了那几个村庄，房屋倒塌现象又严重起来。事后我们就这一现象请教在唐山调研的地震部门工作人员，他们说，那几个村庄一定是震中区，地震时，震中区的波动是上下的，因此房屋不易损坏，而往四周放射时呈波浪式的，因此房舍就损坏严重。但是，那一带平地鼓起的土堆很多，我们看到，隔几十米就有一个，大小不一，大的有一人来高，小的也有一米来高，许多土堆顶部都还在往外冒水。我们到达目的地，找到孙副主任姐姐家，只见院墙和东西厢房全倒了，那位姐姐一见我们就哭着说，我知道，是我兄弟让你们来看我的，谢谢你们哪！接着把我们让到尚未倒塌的堂屋里，只见西间的土炕中间鼓起一个土堆，冒出的水还吐着泡泡。姐姐哭着说，孩子他爸睡在东厢房，房子倒了，人也没了，孩子们还好。听他说，这个村里死伤20多人，老少爷们大都没有事，比起邻村还算好的。我们转交了孙副主任的50元钱，留下了带去的一些吃食，于中午时分告别了姐姐。
吊唁毛泽东 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中午1时左右，指挥部成员、师政治部副主任姜孟德走进我们的帐篷：“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一句话没说完，姜主任自己先哭出声来。“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了！”立时，帐篷里响起一片哭声，悲痛的气氛使本就心情压抑的我们几乎要窒息，两点，收音机里响起了哀乐。
第三天，我和几十名战友作为抗震救灾第一线官兵代表回到北京，参加毛主席逝世的吊唁活动，回京次日，我们就到了人民大会堂。那时，全国都处在极度悲痛的气氛中，大会堂作为吊唁活动的中心更是如此。进入北大厅，只见明亮的灯光下，周围摆满了花圈，分成两路的人群呜咽着缓缓移向主席遗体，我看到，毛主席面容饱满、神态安详地仰卧在四周布满鲜花的玻璃罩里。在人群外侧，神情木然的江青站在守灵的中央领导人行列里。大约过了四、五天，我又一次去吊唁，仔细端详一下，只见主席面部眼角处有了松弛的皱纹。
参加完吊唁活动，我又回到唐山，这时候的唐山好像已从噩梦中醒来，在我们花生地里的帐篷附近，出现了不少新坟。据说许多幸存者在恢复正常生活功能之后，开始思念失去的亲人，想方设法把震初乱埋的亲人遗骨找到，然后自己选址安葬。一到晚上，到处都是烧纸钱的，堆堆火苗伴着哭声不绝于耳。
经过两个月的奋斗，我们胜利完成了抗震救灾任务，大约在9月20日前后，127辆吊车排了十几里路长，在钟副师长带领下，一路风尘、浩浩荡荡地返回北京，从而结束了我毕生最为难忘的一段军旅生涯，师党委给我记三等功一次、嘉奖一次。(作者现为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秘书长、《今日国土》杂志社社长兼总编)
(责任编辑：曾玉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