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使我国抵御和战胜各种灾害的物质技术基础大大增强。图为5月15日成都某军用机场救援场景，救援人员把从汶川县运出的伤员转往医院。(新华社记者李刚 摄)
主持人： 李庆英
特邀嘉宾
邹东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青连斌（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
陈 述（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温乐群（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研究员）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宴 荣（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研究生）
中国共产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中国政府是一个非常有效力的和负责任的政府 主持人：最近，四川汶川大地震突然袭来，中国大地上展开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行动。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党和政府决策之迅捷、行动之高效，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也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赞叹。那么，为什么这次抗震救灾工作能做得这么好？
邹东涛：中国是世界上一个自然灾害比较频发的大国。在古代社会，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也把救灾赈灾当作一项安抚民心和维护统治的重要任务。但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救灾政策和救灾效果，都没有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做的那么好。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是一个高度负责任的执政党，中国政府是一个非常有效力的和负责任的政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遭遇过多次大的自然灾难，如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1998年的南北巨大洪涝灾害。在灾害面前，我们党和政府总是心系灾区人民，党和国家领导人总是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现场，亲自部署指挥救灾，各级党政机关齐心协力地组织人力物力去救灾，并尽一切力量帮助灾区重建。多年来，党和政府在抗震救灾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一是关于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体制得到了重视；二是总结了对灾区群众特别是受伤群众的治疗和安置的一些经验；三是依靠科学技术救灾，科学救灾；四是增强应对地震灾害和各类突发事件的物资准备；五是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抗震救灾最有力的骨干力量。所有这些，都是做好这次抗震救灾的经验储备。
我国抵御和战胜各种风险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大大增强，这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也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开放式国际环境 主持人：在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救援中，我国动员的人力、物力、财力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各界的捐助也是巨大的。那么，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邹东涛：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巨大的物质财富是救灾特别是抗震救灾的首要前提。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救援中，我们不仅反应十分迅速，动员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各界和世界各国的捐助也是巨大的。这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也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开放式国际环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以平均9.8%以上（接近世界平均增速3倍）的增速持续快速发展，2007年GDP总额达3.4万亿美元，接近第三位的德国居世界第四位。改革开放不但使得“国库殷实”，能够应对巨大自然灾害，为我国这次抗震救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新社会阶层的形成使得许多人“家底殷实”，能够“大方解囊”。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1978年以来我国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党国英：改革开放所获得的巨大成功，让中国人有信心有能力迎接灾难所发出的挑战，这是中国人挺起脊梁的重要条件。灾难突如其来，中国人震惊之余立刻投入了战胜灾难的战斗，源源不断的救灾物资送到了灾区，各种现代救灾手段投入使用，国家的巨大财力、有实力的企业和富裕起来的一部分国民，显示了抗震救灾的无穷能量。国家的开放姿态和信息公开透明也成为输入国际救灾资源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国家的强大和国人的富裕，我们何以能打赢这一场艰巨的“战争”！
温乐群：改革开放使我国抵御和战胜各种风险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大大增强，为抗震救灾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在这次救援中，国家地震减灾救援队、消防部队运用雷达生命探测仪、声波探测器、百吨液压顶、专业切割机、专业搜救犬等高科技设备和手段，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此外，还启动风云、资源、北斗等多种型号卫星，绘制气象云图，实施卫星通讯进行地貌普查等，为抗震救灾提供导航服务。
邹东涛：同时，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我国航空和交通事业超常规大发展时期，航空事业的规模已居世界前列。铁路的一次次提速和全面电气化，高速公路的大规模建设，使全国网状似地紧密连接在一起，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就能够在第一时间快速运送人力和运载救援物资。
在抗震救灾中，我们的执政党向全世界展示了新时期党的各级组织和共产党员的崭新形象，大大提升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主持人：这次抗震救灾，是否也意味着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的一次重大考验和检验？
陈述：这次举国救灾规模空前、行动迅速、救援有力，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体现了卓越的执政能力和各级党政组织同样卓越迅速的执行力。从抗震救灾中，我们看到的是党和政府对生命的珍视和关爱、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这是执政党和人民政府在巨灾考验中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核心理念集中体现。
巨灾也是对执政党先进性和执政能力的检验。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们看到的是各级领导干部在抗震救灾第一线，身先士卒，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一切想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我们的执政党向全世界展示了新时期党的各级组织和共产党员的崭新形象。他们把执政能力化作有效组织、凝聚人心、周密部署、切实保障的具体行动，把先进性转换成不怕牺牲、不畏艰险、冲在一线的拼搏精神。这让灾区群众看到了信心、感受到了希望，增加了强大动力、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大大提升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全面刷新了社会主义的内涵，市场经济在积聚中国人能量，民主政治的起步在唤醒人民的主人翁意识 主持人：这次抗震救灾让我们感受到中国人民身上有一种令人震撼的精神力量，那么，这种精神力量从何而来？
温乐群：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日益多样化。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综合国力的增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的进步，惠及了13亿中国人民，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日益成为团结全国人民的思想基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大力弘扬，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素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得到极大的增强。
面对特大地震灾害，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迅即和有效的部署领导下，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发扬安危相助、扶危济困、戮力同心、众志成城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共抗震灾，共克时艰。人们每天都密切关注着灾区的情况和救灾工作的进展，以捐款捐物、无偿献血、志愿者活动等方式为灾区人民尽自己一份力量、送上一份关爱。抗震救灾验证和升华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向心力和凝聚力，极大地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再一次证明，团结一致的中华民族,是不会被任何灾难和困难所压服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党国英：中国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和潜藏于中国人内心的凝聚力是中国人挺起脊梁的珍贵资源。有一种陈词滥调，说中国人不懂得合作，说中国文化天生包含着依附和奴性。但每当中国人面对危难，中国人必然显示自己的合作精神和独立战斗的勇气。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全面刷新了社会主义的内涵，市场经济在积聚中国人能量，民主政治的起步在唤醒人民的主人翁意识，这一切必然成为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得以发扬光大的新的历史条件。
自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中国迅速开门救灾，开放救灾，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主持人：对中国的抗震救灾，国际社会不仅给予了巨大的支持，而且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的勇气和自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其背后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温乐群：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不断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不断深化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且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范围日益广泛、程度日益加深，作为一个有影响的负责任的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邹东涛：与过去的抗震救灾相比，这次抗震救灾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反应迅速化、信息公开化和救灾开放化。而救灾开放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回想1976年唐山大地震，当时国际社会也表达了帮助中国抗震救灾的意愿，但当时中国政府不接受国外的帮助。自从1978年以来，我国改革和开放同步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外开放比改革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当改革处于胶着状态改不动的时期，往往是对外开放对改革起了“倒逼”作用。我国不断地扩大开放，不仅是促进了贸易量的增加、技术的交流，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完善，更增进了国与国之间的了解、认同与合作。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巨大增长，中国不仅回归到国际大家庭，也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波澜壮阔，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世界是平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因此，抗震救灾也不仅是中国的事情，也是世界的事情。
这些年来，我国对世界各地的自然灾害，如印度洋海啸、美国风灾等，都给与了及时和有力的帮助。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世界各国反应的迅速，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慷慨解囊的热情，也是前所未有的。比如，日本对中国这次大地震救灾给予了特别的支持。即便是那些在西藏“3·14”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中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也表达了较大的关爱和帮助热情。美国CNN受感染于中国高效的抗震救灾，也重新认识和赞扬中国。
自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中国迅速开门救灾，开放救灾，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很多国家乐于捐助，这不仅极大地增强我国抗震救灾的物质能力，也有助于化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和矛盾。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礼仪之邦的古老国家，对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汶川大地震的巨大帮助当深表谢忱。同时，也要有效地利用汶川大地震国际援助的契机，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沟通和交往，共同建设一个美好和谐的世界。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立了以民生为最高宗旨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一个富有权威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这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中有效地发挥了积极作用 主持人：有外媒评论文章指出，此次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政府体现出来的能力及透明开放的作风，不仅展现了一个自信的政府，也让西方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那么，请谈一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的具体表现？
温乐群：抗震救灾不仅检验和提高了我国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邹东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体现在中国拥有一个富有权威的服务型政府。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而自然灾害频仍的大国，怎样治理和拯救灾害，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有效治理灾害，需要一个更大的社会和政治前提：一是国家必须高度统一；二是社会必须高度稳定和长治久安；三是国家必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能成为其他强国的附庸，更不能被外国列强蹂躏。要确保长期建立这样的坚实政治前提，客观上需要中国有一个富有权威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实践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建立了以民生为最高宗旨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一个富有权威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这样的政府虽然还不完善，但它在历次重大自然灾害中有效地发挥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到现代公民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不再把抗震救灾看成只是政府的事情，而是作为公民的一种责任和义务，这是公民意识觉醒的体现 主持人：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来自四面八方的救援队伍汇成了钢铁洪流，奔赴抗震救灾的前线。在这支队伍中，引人注目的是有大批的志愿者，这与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救援情况不太相同。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这说明了什么？
邹东涛：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如私企老板、演艺界明星，他们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有的还自发组织到一线去救灾。他们的所做所为，让我们看到一种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国民爱心的增长。而公民意识觉醒是公民社会兴起的标志，改革开放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形成。公民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公民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对称。在这次地震灾害面前，人们不再把抗震救灾看成只是政府的事情，而是作为自己的一种责任和义务，这正是全社会公民意识觉醒的体现。另外，很多富裕阶层在抗震救灾中的捐款捐物、组织志愿服务等活动，也让人们对社会上的“仇富”现象有了新的认识，这必定会淡化社会扭曲的“仇富”意识，促进全社会的贫富和谐，增进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和社会动员能力。这也有利于促进中国现代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化解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
乔新生：这次抗震救灾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重要启示，其中一点就是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利用非政府组织，筹集社会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并且利用完善的非政府组织网络，将这样的资源发放到灾区群众手中。
在现代公民社会中，既有政府组织的救援行动，也有市场主体提供的各种救援物资和服务，还有非政府组织、包括海外志愿者组成的救护团队忙碌的身影。政府、市场主体、非政府组织和各种慈善团体，所有这些机构形成了完善的抗震救灾网络。过去，每当发生自然灾害，人们总是把目光投向政府，希望政府能够包办一切。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在现代化社会，如果只有政府提供的保障，而没有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没有组建完善的社会救助慈善团体，那么，政府的保障就很难顾及到每一个灾区群众。在自然灾害面前，政府组织的各项救助措施，可以帮助受灾群众渡过暂时的难关；而四面八方伸出的援助之手，则会使受灾群众时刻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健全的社会不惧怕任何灾难，完善的社会可以战胜千难万险。只要我们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运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合理配置资源，并且建立各种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和慈善机构，那么，在灾难面前，我们就能昂首挺胸，迎接考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结构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社会动员的表现形式和运作方式 主持人：抗震救灾活动本身也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动员。那么，这次社会动员有何特点？
青连斌：社会动员是政府、公民社会、社会团体等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资源和能力，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社会动员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成功地利用社会动员，对中国革命的成功、现代化建设的进行都产生过积极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直接影响到社会动员的表现形式和运作方式。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手中掌握了社会上大部分资源，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基本上都由国家掌控，而社会的力量相对弱小，即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格局。社会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实现大规模的社会动员，社会动员基本上靠党和政府通过行政、政治动员来达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政府由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型、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扩充、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公民社会的兴起、社会掌握、可资动员、利用的资源的增加，都要求政府改变传统的动员方式，接纳新的动员主体，引导和创造新的动员方式。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也使得人们渐渐树立起自由、平等、竞争、参与的意识和权利义务对等的意识，成为人们积极参与政治、社会生活的思想意识基础。私营企业主、中等收入者等新的社会阶层出现，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在参与政治、社会生活上显示了巨大的能量和潜力。这些变化在灾后的抗震救援工作和社会动员中均有所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推进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为应对突发灾害提供了日益成熟的社会动员机制 主持人：那么，面对这次地震灾难，要继续发挥在社会动员方面的优势，应该注意做好哪些工作？
宴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推进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为应对突发灾害提供了日益成熟的社会动员机制。面对这次地震灾难，我们在社会动员方面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我们党和政府要始终作为社会动员的引导者、规范者和主要组织者。虽然在通讯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各种社会团体、组织、甚至个人都有条件和可能进行一定范围和程度的社会动员，但是在大的社会危机和灾难来临时，政府始终是化解社会危机，应对社会灾难的中流砥柱。这既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也是由现阶段我们国家公民社会不发达、社会团体不成熟、公民个人有序参与社会生活能力较弱的国情决定的。在出现社会危机时，党和政府理所当然地应当作为社会主心骨，领导人民群众和各种社会力量战胜困难。
第二，充分发挥灾区基层党组织的力量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救灾的过程也是人们承受体力和心灵的双重煎熬的过程，基层党组织的团结力、凝聚力和党员的表率作用，将起到稳定人心、鼓舞士气、有效协调、组织救援等重要作用，而且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动员的骨干、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
第三，政府要协调好内部行政资源，做好行政动员，一切为抗震救灾让路，为挽救人民的生命让路，为更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开辟道路。政府系统内部应当继续采用行政式、命令式的动员机制，这可以提高效率，最大程度地调动、整合社会和政府资源，避免出现权责不明、互相推诿现象，影响抗震救灾工作的进度。
第四，针对政府外的社会应采取不同于政府内部的动员方式。政府应当更好地利用公民、社会团体对社会的责任感及其掌握的资源，指导、引导他们参与到抗震救灾中，为了更好地利用社会资源，减少社会成本，政府有必要、有责任适当改变原有的以党和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社会动员方式，做好引导工作，使这些力量在国家法律法规下有序、正确地参与社会生活，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
灾害让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但这些代价不能白付，我们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主持人：从这次抗震救灾中，我们可以汲取哪些经验教训？
邹东涛：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镇人口密度加大、建筑物抗震能力普遍偏低的现状将长期存在，防震减灾形势不容乐观。通过地震预报和在预报基础上的震灾防御，是实现地震减灾的最基本途径。但要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灾害，也不能单靠地震预报这一个环节，更重要的是要从我国国情出发，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走预防为主，综合防御之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防震减灾、抗震救灾中的作用。自然灾害让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但这些代价不能白付，我们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真正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最大限度地降低和规避自然灾害。为此，国家应逐步加大对基础工作的投入，防震减灾应预防为主，综合防御，如加强监管力度，使房屋等构筑物的设计更为科学合理，提高抗震能力，适当提高设防标准；加大基础探测工作力度，加强类似“地震活动断层探测”等基础震害防御工作；等等。
主持人：多难可以兴邦。灾难有时也可以成为一种财富。我们相信，这次抗震救灾中所显现的精神资源，也必将成为今后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一种珍贵财富。
主题延伸 国际舆论高度评价中国政府的抗震救灾 近日，世界主要媒体对我国四川汶川大地震予以高度关注，并对中国政府抗震救灾作出了高度评价。
美国《纽约时报》撰文将中国政府在四川地震的表现，与美国政府在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的救灾工作做了比较。文章指出，如果中国政府能比美国政府更好地处理自然灾害，那么中国体制的优越性，也许能向世人表明的不光是快速增长的经济，还展示出有效的政府能力。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指出，这次地震应该是中国近年来遭遇的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让外国媒体感触很深的是，中国政府各级部门对于这次地震的救护反应相当迅速，尤其是参与救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解救灾民、清理现场提供了有效的支持。《泰晤士报》的评价是：“中国的领导人的反应速度和关注堪称楷模”。
韩联社报道称，中国领导层沉着应对这次大地震，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政府的做法令人感到"耳目一新"”；韩国观光公社北京分社社长安勇勋表示，中国领导层和媒体迅速制定救灾对策，冷静克服大型灾难，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法国《解放报》报道指出：“温家宝总理立即乘飞机到达抗震救灾现场，展示了亲民的现代领导人形象。”“愿意提供帮助”是很多国家政府的公开表态。俄罗斯、美国、英国、欧盟、日本、韩国均表示希望进行援助。（李理辑自《环球时报》、《羊城晚报》、新华网、人民网）
已故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说过，“中国人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人关心人与人之间如何共处的问题”。在四川汶川这场大震灾中，中国人最宝贵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共处通过责任、爱心、关怀、真诚、勇敢、正义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灾难之中见人心，大震大灾是考验。它考验我们政府的决策能力和动员能力，考验民众的价值取向和参与能力，考验民族的文化价值，考验国家的软实力。中华民族的精神之光，在大灾中闪烁。
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最好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继承和发扬了救人忧患、助人为乐的民族传统美德
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在5个月内发生两场巨大的自然灾害都是难于承受的，即便承受了也可能会大伤元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经历各种风险的考验。然后，这种奇迹却在中国出现了。两次巨大的自然灾难，尽管损失是巨大的，政府和人民承受的代价是高昂的，但国家却仍然处于一种有序、安定的良好状态 (来源：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黄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