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尘仆仆，我们的前线记者陆续回来了。刚刚踏上归程，甚至等不及回到上海放下行李，洗去满身的疲惫，美美地睡上一觉，他们又开始敲打电脑键盘。在车上、在机场、在飞机上……在回家的路上。回首再看过去的一周，他们还有很多话要说，他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
好记者的标准是什么 自从进入灾区以来，整个人就从来没有轻松过，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
我见过太多的家长、灾民，在我的面前下跪，哭诉。我能做的，除了把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把他们搀扶起来，就是默默地陪着他们一起流泪。我记录，我报道，我拍摄，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但是从我的内心深处讲，我实在不愿意一次次地再去触动他们那伤心的魂。
写这篇博客之前，我曾经想过好多个题目，例如《曾玉是个好记者》，或者《我们和你在一起》，但是所有的主题，却是我在这次的采访报道过程中一直在思考的：好记者的标准是什么。
进入这个行业以来，我也曾有过当一个好记者的冲动，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所谓的新闻理想已经渐渐淡漠———生活就是这样的残酷。但是在漩口的山坡上，当我和同事王骥飞都快爬到无力的时候，他的一句话，替我总结了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在想的。他说：“我们可能这辈子都无法完成自己的理想，当一个战地记者了。但是，这就是一场战争，我们没有遇见的，只是纷飞的弹火而已。”
不想上战地的记者，不是一个好记者。
好记者的标准就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
在采访蓥华镇磷铵厂的时候，一对母女表示出了对记者极大的厌恶，赤裸裸的。我在感觉到有些愤怒的同时，也隐隐有些惭愧。边上一位河南电视台的记者告诉我：“她们受了一些其他记者的刺激，现在的记者……真的是良莠不齐。”
在这次汶川大地震的采访过程中，我一定不是做得最好的那个记者，但是我想，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到我能做到的最好。报社在这次采访中，给予了前线记者最大的支持，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我都采取包车前往灾区的方式，我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灵活机动。但是这样无可避免地会给灾区交通增加负担，所以我从来都尽力地搭载每一个招车的路人、士兵。知道我到灾区后，很多兄弟都委托我帮他们在灾区捐钱、捐物。于是我总会在车上备上一些救灾物资，送到那些我能接触到的、需要的人手里。我和司机的饮食，从来都是自备解决，不给灾区增加物资负担，有时候不能回到驻地，也可以在车上将就一夜———运输的困难导致很多灾民还没有帐篷睡。
但是，但是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也远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是，如何去面对那些伤心欲绝的被采访者。
最悲惨的故事最能打动读者。我们都知道。
但是这样做却一定是残忍的。我必须在职业道德和人道主义中作出一个选择，或者，找到一个平衡点。这真的很难。采访过程中，我总是尽可能地去劝慰他们，这也确实是由衷想做的。当受访者对我产生亲近之意后，他们会主动地讲出他的故事，我总是很少提问，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和他们一起流泪。尽管我如此努力地小心不去触碰他们的伤口，但是我依然可以感觉到他们又一次的阵痛。我真的很难。我面对的都是我的四川老乡。
东汽中学是我这次采访中的一个重点，我曾在那里拍摄过一个父亲替孩子清洗尸体的组图。我离得很近，孩子就在我脚下。我尽可能地陪着孩子的父亲说话，让他感觉到我最大的善意，一边默默地按下快门。“能帮我抬一下吗？”父亲指了指孩子，又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块门板。他要把孩子抬到那里。我愣了一下，然后放下了相机，抓起了尸布。孩子已经开始腐烂，离我手几厘米处就是脚上的尸斑。但我没有时间去找手套了。我得帮助这个父亲。我很欣慰，我帮助了这个父亲。（曾玉） (来源：解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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