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湘对话袁岳:中国咨询业30年发展 |
改革开放30年的30人高端访谈
嘉宾:
袁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研究和著述集中于工商管理领域的品牌管理、系统营销体系、内部管理转型、领导力塑造、危机管理、终端管理、营销研究方法论。
谢湘:《环球人物》副总编辑。《环球人物》杂志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是国内第一份具有全球视野的人物类期刊。
依托《人民日报》的资源优势,《环球人物》记者遍访全球,追踪报道世界各个领域热点人物。
谢湘:各位网友好,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袁岳老师一块来参加这个访谈节目。袁老师您好。话题就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开始,当时您应该是一个高中生?
袁岳:刚刚上高一。
谢湘:那个时候是不是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一个规划?
改革开放给了每个人可以想像的空间
袁岳:小时候虽然是文化大革命时间,但是还小,觉得文化大革命挺好玩,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觉得挺好玩,并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后果。78年开始,正而八经要考试了,高一的时候,老师说现在恢复高考了,你们一定要考大学,那个时候有上大学的理想,我从小准备上大学,但是我上大学的理想是当作家,我的目标是上复旦大学新闻系。那个时候这些都不错。但是跟现在的小学最重要的不一样,上课的时候有压力,但是下课了以后该玩什么就玩什么,现在的孩子下课了还有那么多作业,我们相比较,还算宽容。如果把那个时候的生活跟现在比,还是有很大的变化。我记得1978年住在我哥哥的企业里,这个企业里只有一台电视机,邻居买的电视机,挺新鲜的,虽然大家都在准备考高考,我经常去看电视。我哥哥说,你要下次再让我弟弟看电视,我跟你急,人家说,你弟弟要来,我能不让他来。但是给我的印象就是,能看到电视,已经很新鲜。
谢湘:后来您上了大学,上了班,又下海,出国留学,继续创业,能不能说这一系列选择后面还是有比较明确的人生方向?
袁岳: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开启了一个可能性,改革开放在早期的时候,对每个人来说,都可以有远大理想和远大抱负。我虽然想学新闻,最后没有学成新闻,最后学成法律,因为对法律不太懂,高考作文考得不太好,就选了一个对语文要求不太高的专业,就上了大学,在大学里理想当总理,我虽然学法律,但对哲学课、生物学、地质课,化学课感兴趣,因为你要当总理,就要博览群书,给自己的计划,也积极参加各种学校活动。到了研究生,这个想法就改变了,不做总理了,到机关里干工作,后来就发现机关里等级很森严,要能当一个司局长就不错了,等到机关里呆了五年以后,不想当官了,就下海了。这个过程一方面可以看到改革开放是给了每个人可以想像的空间,可以追求你想做的事,但是另外一方面作为现实的人生,在这中间有机会来明白什么工作是比较适合你的,什么样的东西跟你的天性是比较吻合的,所以你也有机会不断地调整自己,不像以前在机关里呆着就呆着,没有其他地方去,因为我觉得在机关里管得太紧,没有办法,就自己管自己,自己开公司。下海最大的问题,万一得了重病,没钱看病怎么办,除了这个之外,其他都是好处。我自己管自己,改革开放就开启了给大家尝试,重新定位,寻找适合你自己条件的机会,不是一辈子就有一个机会,只能上学校,只能做那个工作。我南京大学读博,西南大学读研究生,北大读哲学,后来去读书。你愿意读书就去,纯粹是自己的意愿。对国家来说,最重要是开启了机会之窗,强调你自己可以努力,只要你努力都有可能,而且跟你的出身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自己是普通贫民家庭,没有很多钱,父母是普通的民众,如果你去努力,也可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标。
改革需要有自我否认的精神
谢湘:说到留学,当时你已经创业几年了,肯定是带着一定的预期去留学的。
袁岳:改革开放是不断深化了,在开始的时候,老是说党的政策好,政策让我有机会,后来已经不是这个概念,党的政策是很好,机会也给你了,但是真得给你机会,这才是空间,具体能不能成功,政府不管你,成功是自己要努力的。时常要面临竞争,你也发现要达到不同的阶段,需要做不同的努力,比如说现在在中国的问题,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做我们这个行业,很多的国际公司都到中国来工作。另外一方面,中国有很多的企业也在走出去,这个时候如果只是困守在小小的角落里做事情,迟早会被干掉,还有不知道什么方法能够超越眼前的现实。这就必须得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
谢湘:当时走出去是为了更好顺应改革开放。
袁岳:现在基本上每五六年就出去一趟,去年刚刚去了哈佛,去年在耶鲁做的访问学者,对我很有帮助,再过几年还会去另外一个地方。不完全只是国家的改革开放,每个个人都要改革开放,你要不断开放自己,不断地改革自己,哪怕自己前一段做的某些东西蛮成功的,因为我们行业本身是很小的,我们是小池塘,池塘小,王八也小,在这个小池塘里稍微做一点东西,看起来这个王八大一点。但从我内心来讲,这是规模有限的行业,我们做得很有限,尤其跟国际媒体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我需要有自我否认的精神,哪怕前面有一些做法,在同行看来已经做得很不错,但是还要改革,改不仅要改不好的地方,连好的东西也要改掉,好的东西可能对前一个阶段适合,但是到了某个阶段,因为有新的条件,有新的目标,就要用开放的心态学习新的东西,然后你才能创造下一个阶段。
谢湘:否则那些好的东西会制约你的发展。
袁岳:在公司里也一样,公司里很多元老,为什么一说管理,公司的老同事或者元老好像总成为负面的因素,因为新同事没有什么顾忌,知道从头干起,老同志觉得过去就这么干出来的。老觉得自己那点东西是宝贵精神,恰恰是不断地成功,持续地成功,你才有了成功经验,要敢于改革,敢于扬弃。
去国外留学不能和社会脱节
谢湘:说到留学,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留学生比以前越来越多,现在留学成了必然的选择,你对我们年轻学生有什么建议?
袁岳:在海外有很多老同学,出去也是一个好事,很早有见识,最大的一个缺陷,你变成对中国也不知道,对外国也不知道的人,要避免形成这样一个情况。因为现在的小同学从小到大都是家长做,中学小学一直在考试,对社会上也不知道什么,最后到了国外,人家以为你是外国人,比如有一次课堂上,有个老师说中国虽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农村还是两个或者三个小孩,但是有个同学说不许你侮辱我们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我们国家就是一个城市,其实他不了解,他不知道农村是这样。人家老师说,你虽然是中国的同学,但你对中国不是很了解。在国外,很多同学就在学校里做做业,玩玩,不跟社区和外面交往,将来到工作的时候,你是在社会上工作。你留学的话,加上实习,社区中间的参与,你要了解社会,不仅是知道那点书本知识,不管任何地方的课堂知识都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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