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新华社高管信息供新华网专稿，未经书面授权请勿转载。 5月13日夜晚，温总理在绵阳九洲体育馆看望了羌族孤儿刘小桦，温总理带着硬咽的叮嘱和刘小桦不断哭泣的一幕，让亿万国人为之动容。16日，刘小桦在接受心理学家治疗时痛苦地说："我说不出来，我不想去想，求你别让我去想了。
"心理学家赵国秋感叹道："我从事了30多年的心理辅导工作，刘小桦是我接触过最为艰巨的案例……从心理学上来讲，这是一种复合性心理创伤。"（5月17日《广州日报》）
从地震发生到现在，关于震后心理干预的新闻正以几何数的方式增长。各地心理志愿者小组纷纷奔赴前线心理援助。新闻晚报称全国已有50多支官方和民间队伍为代表的心理志愿者队伍，已经赶赴四川心理援助。
毫无疑问震后进行及时的心理危机干预是很有必要的，尤其对于儿童而言更是如此。灾难事件对他们造成的心理创伤，相较成人而言更为严重，由于他们的认知发展还不完善，更容易造成其成长的阴影，发展成为终身的心理障碍。如若不进行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他们今后出现强恐惧症、焦虑症等各种心理问题的概率会很高。其中较为典型的心理障碍是创伤后应激障碍（ＰＴＳＤ）。ＰＴＳＤ是一种创伤后心理失衡状态，是一种由重大灾难引发的焦虑障碍，其特征是通过痛苦的回忆、梦境、幻觉或者闪现，持续地重新体验到创伤性事件时的各种情感。有资料显示，唐山大地震ＰＴＳＤ发生几率为18．48％，延迟性ＰＴＳＤ发生几率为22．17％，地震孤儿中ＰＴＳＤ总发生率为23．0％。汶川地震破环性更强，因此在救灾过程中对生命挽救的同时，对心灵的疗伤刻不容缓，对于青少年儿童更是如此。
但是，从目前心理援助的情况来看，还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目前派往灾区的心理援助队伍大多是应急性的和自发的，没有形成对灾区心理干预系统长期的计划。发达国家的危机干预系统通常比较完备，从物质到生理到心理，从救助意识到手段都相对比较完备。灾后的心理救助是个长期的过程，不仅需要灾后及时的危机干预，更重要的是后续的干预工作，需要对一定的个体或群体进行长期的跟踪研究，采取不同的督导救助方式，这个过程可能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在干预的初期就应该考虑到这些问题，心理学界统一步调迅速做出反应，对受灾群体进行分类，对不同的群体采取针对性的，长期的心理干预。而对除了受灾群众以外的其他灾区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干预也是很有必要的。已经有报道称，参与救援的医疗人员、记者、志愿者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出现，比如替代性创伤和无能为力的内疚感。
此外，就目前国内实际情况来看，内地能真正能够从事危机干预的临床心理学工作者非常有限。这项工作对专业、道德、心理、身体等各方面的素质都有很高的要求，而且需要有临床实践经验。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对被干预者和干预者自身都可能有不良影响。著名危机干预心理学家Ｅｖｅｒｌｙ等认为危机干预存在着危险，不成熟的干预，不仅浪费宝贵的资源，而且还干扰某些受害者的创伤自然恢复过程，甚者造成二次创伤。温总理也讲，在援救的时候要强调科学性。
其次，就目前奔赴灾区的心理援助人员，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是远远不够的。在美国9·11发生时，美国动用了1000个心理专家干预团。而汶川地震中目前到灾区的心理援助队不到100个，而其中成员的水平也是良莠不齐。这必然是心理干预所面临的又一尴尬--巨大的需求和供给的不足。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培训一支专业的心理干预队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最后，虽然已有专家强调，媒体呼吁，政府关注，但民众对于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必要性知之甚少。尤其是川西欠发达地区，民众对其了解和重视程度显然不够。有专家在参加心理援助时，曾被问及"你们是来做思想工作的？"这就需要媒体更多的宣传，政府更多的重视并拿出实际行动来。
总之，震后心理干预刻不容缓，心理工作者任重而道远。希望有一天，国家能够形成一个有政府支持、有研究机构作为理论后盾的专门的灾后心理救援体系。（廖礼惠 余林）
(责任编辑：黄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