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险环境中不辱使命 ——抗震救灾报道回顾 5月23日晚，我离开震区，回到重庆。上星期六，我送儿子到少年宫学音乐，看着阳光下一群孩子们拿着画板写生，突然感到生活是那么美好。而灾区的那些孩子们，有的已经葬身废墟，有的已经身体残疾，有的已经成为孤儿，有的还在余震的威胁中艰苦生活——一想起这些，我就眼含泪水。
如果还有机会重返抗震救灾报道第一线，我一定义无反顾。因为，越是在艰险的环境中，我越是感到新华社记者使命的崇高，越是感到情感升华的宝贵。
我感到越来越强烈的召唤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重庆分社同事杨磊和茆琛在当天晚上就启程奔赴灾区。第二天，他们在惨烈的现场向我口述看到的情景，我一边记录，一边心生羡慕：对于新华社记者来说，如果能够去第一线采访报道，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1997年入社以来，我参加过一系列灾难及突发性事件报道，从1998年河北张北抗震报道到2003年末的开县井喷报道，每一次都处于亢奋状态，每一次都能从紧张、疲劳的工作中，感受到新华社记者沉甸甸的份量。我相信，每一位有使命感的记者，都迫切地希望奔赴最前线。
我感到越来越强烈的召唤 ！14日，我终于坐不住了，但没有合适的理由，分社领导肯定不同意我去前线。我开始给我的“关系户”们打电话，希望跟随一支抗震救灾队伍去前线，这个理由想必名正言顺。当我询问重庆市电力公司新闻中心时，他们表示当天下午就去灾区。我非常兴奋，马上向分社领导请缨，社长杨维成同意了。
4月底，我进行了体检，体检结果是我的血尿酸严重超标，而且血压高，本来我早就想去看医生，但由于工作忙一直把这件事往后推。这时候我已顾不上这些，背起行囊就往电力公司跑。
5月14日18日，我乘坐重庆电力抢险车出发了。约22时，抵达成都市。由于重庆电力抢险人员和四川电力衔接时间较长，加上卸载牛奶、矿泉水、方便面等救援物品，我15日凌晨1时才入驻一家宾馆。
根据总社前方指挥中心安排，随队前往灾区的记者不用报到。我想，我马上就能够去灾区了。
我睡在了3张高低不等的椅子上 然而，15日上午，重庆电力车辆划归四川电力统一调度，他们并没有安排我去灾区。
我不断地向重庆电力新闻中心负责人要求，必须找到车子，送我去灾区。我说，北川、青川都可以，把我送到就别管了。在交涉过程中，我根据昨晚从重庆到成都一路上的感受，写下了《别让救灾车辆走“冤枉路”》一稿。
经过一番协调和等待，我终于在临近中午的时候坐上了一辆前往安县灾区的车。上车前，四川电力新闻官告诉我，这辆车只能去安县变电站。上车后，我告诉驾驶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的目标是汶川、北川或青川。司机告诉我，汶川进不去，青川太远，他去不了，而去北川必经安县。我说，那就去北川吧。
途经安县220千伏变电站时，我下车采访，看到变电站的两台主变压器中一台严重移位，另一台套管移位且严重漏油，均已无法正常工作。变压器下方的地上，散落着从电线杆上掉下的瓷瓦等碎片。变电站内一座35千伏的主控室和一座办公楼全部陷入瘫痪。采访结束后，根据在场电力工作人员的补充介绍，我立即写下了《四川地震灾区电力设施被毁严重》。然而，当我试图用无线网卡联接网络传稿时，却发现找不到信号，电脑根本无法接通网络，而这时我的手机依然能用。于是，我立即和后方联系，重庆分社记者张桂林完整地记录了这篇报道并发回总社。
此后，我们直奔北川，但司机表示他只能送到就回。我说送到我就知足了。在距离北川县城30公里左右的路口，车被民警拦住了，他禁止我们乘车进入北川灾区。我一边出示记者证，一边费尽口舌，民警终于将我们放行。
我终于到达了北川中学！那场面惨不忍睹，教学楼废墟中尸体遍布，看得直让人流泪。真是巧得很，重庆消防总队200多名官兵正在废墟上抢救生命。我采访了消防总队一些官兵。17时左右，消防队员救出了一位被埋74个小时的男学生，不幸的是后来这位男学生在医院里去世。
重庆消防总队对我很热情，主动提出为我提供帐篷和饮食，只是条件不好。但是，北川县城没有无线网卡信号，我又没有海事卫星设备，无法发稿。晚上，我和他们的宣传员一起乘消防指挥车前往绵阳市发稿。
到达绵阳后，我找到了绵阳师范学院的一位老乡，他为我们提供了他的办公室。我一直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写下了《袁兴明：废墟中，他用心托起脆弱的生命》等两篇特写，并通过网络发回后方。
那一夜，我盖着自己的上衣，睡在了由三张高低不等的椅子搭起来的“床”上。16日5时30分左右，我醒了，感到全身酸痛。6时30分，我又搭乘消防指挥车前往北川。
“散兵游俑”找到了大部队 我继续在北川中学附近采访。中午时分，我步行2公里来到北川县城，发现这里到处是残垣断壁和山上滚落而下的巨石，一座吊桥也七扭八歪，仅剩的几座未倒建筑已经严重倾斜，俨然一座“死城”。城里到处是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和消防官兵、志愿者、政府工作人员、记者等等，偶见刚从外地打工回来寻找亲人的年轻夫妻在抱头痛哭。
我采访了一些战士和志愿者，下午又返回北川中学。我又累又饿，找到一个帐篷，要了一瓶矿泉水和一盒饼干，像饿狼一样吞了下去。
令我高兴的是，我在北川中学的废墟上发现了四川分社海明威，在采访唐山市青年志愿者时又邂逅了总社港台部的陈君。海明威告诉我，在北川灾区采访的记者非常多，“前指”让我们傍晚时分在停车场开个会。
晚上6点多，我们终于聚在了一起。在这里，我见到了四川分社的丛峰、刘大江，陕西分社的刘书云，对外部的张崇防，河北分社的杨世尧，内蒙古分社的张丽娜。“散兵游俑”终于找到大部队了，我非常高兴。老朋友丛峰告诉我，他绵阳驻地的房间里还有一个床位，我可以和他住在一起。
第二天下午，总社秘书长张锦和四川分社社长刘欣欣到绵阳驻地看望我们，并请我们吃了一顿在当时看来“很丰盛”的晚宴。更让我们无比振奋的是，他们给我们送来了登山鞋、氙气灯、冲锋衣、登山包、印有新华社字样和标识的头盔等装备。
领导的关怀令我们倍感鼓舞！
在人心惶惶的“大逃亡”中坚守职责 5月17日，我和同事们再次来到北川灾区。我的任务是盯住北川县民政局局长王洪发，抓紧时间采访他。王洪发在地震中失去了儿子、二姐、岳父等15位亲人，依然全力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事迹非常感人。
然而，采访王洪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先是自己给他打电话联系，被他婉言拒绝。到现场后，我又找到绵阳市外宣办负责人，让他给王洪发打电话，王洪发依然推托。我顾不上许多，在帐篷堆里到处寻找王洪发，终于发现了他。我告诉他，我不影响他的工作，只要他稍微有空，就和我聊几句。这一次，他没有拒绝，而是在救灾物资发放现场，向我讲起了他的故事。不过，他的讲述时常被打断，因为外地送来的物资都要经他过目，他还要简单地接待外地慰问人员。后来，王洪发又去北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开会，我就一直跟着他，看他开会，听他说话。他从会场上出来后，急忙给我接着讲他的故事，讲完后马上和我握手告别，并说他要下乡，请求我别再跟着他。
下午，我又见到了王洪发。我依旧守在他身边，趁他有一点时间时就和他聊几句。这时，央视一位记者请他到老县城接受央视主持人董倩的采访，王洪发坚决拒绝，表示不愿上镜头。那位央视记者使用了硬办法：这是上级的命令，你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王洪发被他“震”住了，答应前往。我当时也想去听一听，丰富一下王洪发的采访材料。于是，我们三个一起坐上一辆军用越野车，到达了老县城核心区。
我们下车后，又沿坡路往下走，翻过一处废墟时，忽然见一队手拿铁锹的解放军战士跑了过来，一边跑一边喊：“水库有问题，赶快撤！”紧接着，我对面的救援人员和当地干部群众不断地跑了过来。一位解放军指挥官对着行人大声喊：“必须撤离！”
看到这种情景，我们一行3人迅速转向回撤。这时候已经找不到那辆越野车，即使坐上越野车也开不动，因为漫山遍野都是逃亡的人们，根本没有汽车行驶的空间。由于情况不明，大家都认为北川县城上方的唐家山堰塞湖已经溃坝，洪水马上就要到来。后来我们才得知，是北川县城抗震救灾指挥部仓促地给救灾部队下达了紧急撤离县城的命令，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
我背着沉重的电脑包，气喘吁吁地往山上的北川中学方向奔跑。从县城到北川中学约有2公里路程，但由于都是上坡的山路，尽管大家都在跑步撤离，但撤离速度并不快。我想起应该赶快向“前指”口播快讯，于是找到一处较高的位置停下来，用手机打通了“前指”的电话，报告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而这时成千上万的人们依然从我身边慌忙跑过。此后，我一边后撤，一边又向“前指”报告了3次最新动态。在这种情况下，“前指”迅速下达命令，要求在北川采访的记者迅速撤离。
我和同事们撤离到安县一带时，立即停车，写下了《目击北川灾区救援人员紧急撤离县城》一稿，被大量媒体采用。
尽管这是一场虚惊，但我和我的同事们依然在人心惶惶的气氛中坚守职责，这是我参加抗震报道以来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在灾区采访的日日夜夜，当我走在废墟上时，当我手拿笔记本面对采访对象时，当我在绵阳驻地伏案写作时，经常会遇到余震。18日凌晨，我正在绵阳驻写稿，突然发生了6.0级余震，震中距驻地只有30公里。然而，这些都没有影响我的工作，尽管有时候我心里也感到害怕，但强烈的使命感一直在驱使我努力工作。
尽管采访环境艰险异常，但这也带给我少有的充实和亢奋。回到重庆，盘点自己在灾区的报道，由衷地感到欣慰。
在“前指”的指挥下，我和丛峰等同事围绕唐家山堰塞湖新闻热点，第一次系统地报道了绵阳境内堰塞湖情况，写出了《绵阳抗震指挥部水利组长接受专访：堰塞湖动态处于监控之中》，被广泛采用。我还由感而发，写下了“新华社记者震区手记”开栏之作《余震后，我们继续战斗》，被新华网等网站长时间挂在首页上，并引发了网友的好评和热议。
在震区工作的八九天时间里，我和我的同事们一共采写了27篇对内对外公开报道，其中“新华视点”稿件两篇，特写类稿件5篇。截至5月27日，根据总社稿件统计情况，报道效果之好出乎想像：我和丛峰、刘书云共同采写的“新华视点”稿《没有时间伤心——北川县民政局局长王洪发失去15位亲人后的抗震记录》已至少被包括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每日电讯、工人日报及近一半省报在内的114家媒体采用；我们三人共同采写的另一篇“新华视点”稿《穿越死亡线的守护——还原地震前后北川中学老师群体》被包括经济日报、法制日报、新华每日电讯在内的84家媒体采用。我还和同事们一起采写了四五篇内参稿件，其中一些报道已受到中央领导批示。
这是我的人生中最悲壮的一次经历，这是我新闻生涯中最值得怀念的一段岁月。尽管我对自己的报道成绩非常满意，但我深知，每一位到震区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都和我一样成绩不俗。
更重要的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到前线、到震区采访，是因为总社、分社给了我们机会。我相信，那些没有机会到震区采访和工作的记者、编辑和技术人员、后勤人员，如果来到前线，照样会和我们一样努力工作，甚至做得更好。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那些默默为我们提供服务的前方技术人员，他们每天都和我们一起冒险，他们总是以最快的速度为我们维修电脑和连通海事卫星，他们是真正的幕后英雄，却没有任何怨言。（新华社重庆分社记者王金涛）
(责任编辑：黄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