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下午，四川绵阳灾区九洲帐篷学校开班，老师和小学部的同学们做游戏，缓解孩子们的心理压力。 中新社发 霍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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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的羌族学生文琴告诉我，“拉路西露”在羌语里是万事如意的意思。如果上天有情，请让这群孩子，未来的一生“拉路西露”
5月14日，1279名北川中学的幸存学生，被转移到绵阳市一家叫“虹苑”的剧场和一个活动中心。
其中，300余名初中生被安置在虹苑剧场。
临时安置点 剧场大约有三个篮球场大小。场内，每个廊柱上贴着倒写的红色福字，廊柱间还悬挂着红绣球——这里原是长虹集团建厂50周年的一个庆祝场所。
现在，剧场内全部腾空。
6排由包装箱的硬纸板做成的大通铺铺在地上，每个铺位上摆放着红色的行李包和绿色的军用棉被、枕头。
洗漱和卫生间在剧院的西北角。洗漱间是两个洗手池，池旁放着卫生纸、牙膏和卫生巾，洗手池里经常泡着衣裳。
每天早上7点、中午11点和下午5点左右，卫生间前的桌子上会摆好饭盆碗筷，学生分批排队打饭，一荤一素。
每个学生得到一件白衬衫，每个人脖子上都挂着写有自己姓名和班级的小牌子，女孩子还有梳子。有人探望时悄悄给他们带了一些玩的东西，但送食物被严格禁止，发现就会被没收——它不但会引起孩子们的争抢，也可能引发疾病。
一位又一位的领导过来，一个又一个的名人过来，他们带来激励人心的口号，还有礼物。5月17日下午，有人来视察前1小时里，同学们得到了新的毛巾，新毛巾看起来很漂亮，每个毛巾都被打湿，整整齐齐地挂在廊柱之间的绳子上，间隔必须小于1尺。
这一天，志愿者还将男卫生间的蹲式马桶改成3个小便池，这大大缓解了上厕所排队的现象，不过洗衣服、给手机充电，还是要排队。
在剧场的后门外，贴着幸存的学生名单。最初的几天，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人来寻找自己的孩子，有些人来了一次又一次，仔细地辨认名单上是否增加了新的名字。
每天都有孩子被认领走，截至5月18日20：00，北川中学初中部、高中部有222名学生和亲属见了面，但其中，父亲或母亲过来的不到一半。
时间愈久，来找孩子的人渐渐少了。
而大门始终敞开着，有志愿者把守——一旦发生大的余震，学生们可以很快撤离。
和老师吵了架 5月17日，我正在和张路他们聊天。聊天当然也是采访，但是我实在不忍心问他们诸如那天你们班几个人逃了出来、你看到了什么之类的问题。
我让他们玩我的相机，告诉他们要构图，和什么是黄金分割线。一位中年女老师过来问我要证件，她情绪激动，说我在与孩子嬉皮笑脸，往他们伤口上撒盐。
我说，我们到外面去说。这位姓赵的老师不肯。这时一位志愿者来劝我出去。但我看到赵老师转身蹲下去，严厉地和孩子说话。看到她那个样子，我忍不住去拉她的肩膀。
你不要这么对孩子说话，我说。
我当时想，这里的老师一定经历了很大的悲痛，但不能把情绪宣泄在孩子身上——孩子需要心理安抚，老师也需要。
几个人把我推出了门。
事后经过沟通，这是一场误会。赵老师告诉我，孩子们经历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记者不应该再去揭他们的伤疤。这点我完全同意，我甚至向她建议，在入口处张贴通知：请记者们采访时注意照顾孩子的心理。
赵老师告诉我，这几天在剧场里无孔不入的记者已经让她忍无可忍，她要保护她的孩子。从5月12日14点28分起，老师们就在照顾这些临时没有监护人的孩子——他们的职责是我见过的抗灾人员中最沉重的。
最后，我拥抱了这位老师。
3分钟里的悲伤 5月19日14点10分，根据安置点提供者的要求：午休期间，记者不许进入。但几个大孩子赶到了大门口。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在布置任务——14点28分，全国将举行3分钟默哀的悼念活动。女老师向几个大孩子交代悼念仪式——立正，低头，坚持3分钟。接着，她低头立正，做了一个标准的哀悼姿势。
这几个大孩子胳臂上系着一条红带子，是初中部300多个孩子的孩子头。他们负责把老师的话传给其他同学。
他们散了，郑老师过去对女老师说:“和他们讲还不行，底下的孩子未必听他们的话。”郑老师40岁左右，现在是初二·5班、6班和初三·6班的班主任。女老师于是喊全体班主任到门口集合——她手里拿着个麦克风，连着主席台上的音响。
郑老师说，一会儿悼念时，同学们要全体对着主席台。这个方向上有台大电视，同时也是背对着北川县城的方向。
年轻的女老师拿起麦克风，宣布午休结束，叫学生迅速起床。有的孩子赖床，老师只好过去叫。按她的要求，学生们把东北、西北和南面主席台上的3台电视机全部打开，调到新闻频道。
电视里正播放着为全国3分钟悼念活动做准备的动情画面——这差不多是校方首次让孩子们观看类似的电视。此前，这里的电视只允许播放少儿和奥运体育频道。
14点25分，同学们全体起立，面向主席台。老师站在自己负责的班级旁边。十几个记者进入安置点。
14点28分，悼念开始。老师的眼睛都红了。站在礼堂中心的老师忍不住抽泣，当着孩子的面。有几个摄影记者轮番过去拍摄他的脸。
记者们把镜头伸向老师们、孩子们。没有人去看记者。这些天他们已经习惯了。
孩子们知道悼念与7天前的那个下午相关。绝大多数人没有哭。他们有的木木地低着头，有的目光迷茫。他们还在上初中。这不是一个面对和理解死亡的年龄。
3分钟过后，礼堂里鸦雀无声。
孩子都坐回自己铺前，抱着双腿发呆。一位记者试着和他们交谈，但没有人愿意说话。
拉路西露 3分钟时，初三·6班的张路攥起拳头。他刚好站在面对主席台的第一排，靠近东边的大门。后来，他给我发短信说，想爸妈了，心里有点难受。
我建议他给爸妈写信，建议他找个没人的地方悄悄哭。再见面时他说，给我发短信，是特别想找个亲近的人说说话。
幺爸从武汉过来找到他，留了部手机，说武汉那边的亲戚都很喜欢他，可是他不想去。广州有人要他去读书，他有点犹豫，但还是拒绝了。
张路的爸妈在老城广场旁的市场卖衣服，每天忙得很，顾不上他。爸爸是湖北人，妈妈是本地人。地震后，那个市场上面埋了钢筋水泥，最厚的地方距离地面10米。
震后第6天。他的爸妈还没有来探望他。
“6月份，老爸就要过生日了。”张路说。有一阵子爸爸迷上了传销，套了很多钱，家里比较困难，爸爸心情不好，妈妈又爱唠叨，一次吃火锅，爸爸受不了了，把火锅掀翻，汤全洒到了妈妈衣服上。
说到吃，张路说，北川的腊肉很好，香肠也很好，不好的是，外面的电影要放过一年，北川人才能看到。他说话时拍着我的肩膀，和我称兄道弟。
余梅的爸妈，在市场卖鱼，和张路爸妈的衣服摊离得不远。
余梅听跑出来的人说：“出事之前，爸妈正在装鱼。”当时，余梅的舅舅也在场。舅舅是春节从广东回北川老家的，妈妈希望他休息一段日子再回广东，没等回去就地震了。结果三个人都没了消息。
余梅和弟弟余伟幸存。
余梅一直在竖着耳朵听广播叫人，甚至一喊到“初三年级”，她的心就怦怦乱跳，“紧张死了，但每次都不是我。”
北川中学是寄宿学校，半军事化管理，学生平时不能随便出学校，周五放学才能回家，周日下午返校，一周回家两天。出事的前一天是周末，姐弟俩的回家日，但弟弟一早就去了网吧，“弟弟走后，爸爸去绵阳出货了，弟弟没见到爸爸最后一面。”姐姐说。
余梅也喜欢网游，喜欢玩劲舞。但她还是不停地抱怨弟弟贪玩：“我还能看到爸爸最后一面，弟弟都没看到。”
说起网游，14岁的余伟马上有一肚子的话想要交流，文琴则在一旁唧唧喳喳地叫：“把QQ号码留给我们，以后就可以联系了。”余梅说：“我要先删人，把那些死的同学全删了，我一想到他们的头像就害怕。”她的叫杨莉的同学幽幽地说：“那我的QQ好友估计要全删了。”她们班剩下的学生寥寥无几。
我说：“都别删了，把他们留下来吧。”女孩们叫道：“怕，好害怕
(责任编辑：曾玉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