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不想有个家(组图)

文/江畑颐 史小文摄影/刘耀辉

　　王瑷丽的名字很多读者并不陌生。她建立了太阳村，收养、培育在监狱服刑人员的子女，几年来，在抚养和教育这些与她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过程中，不断体验了母亲在一个“家庭”中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发现了母爱的真谛。

　　王瑷丽曾是一个工作较有成就的工程师，丈夫是大学教授，儿子是职业运动员，2006年儿子以优秀运动员的身份考入大学。守望幸福，享受悠闲的生活，或许是常人更为平和的生存状态，但她却放弃了这一切，做了一件超乎寻常的事——创办太阳村，义务抚养服刑人员的子女，帮助这些特殊家庭的儿童寻找失去的家庭温暖和母爱。

　　王瑷丽说，这些孩子原本和其他孩子一样，应该是很幸福的。但是，由于父母的犯罪，他们失去了家，转瞬变成无依无靠的孤儿。在离开父母的日子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处境，就连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也远离他们。面对无助的孩子，从良知的发现到母爱的直觉再到社会的责任感，促使她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下，拿出多年的积蓄义务帮助这些无辜的孩子，不让他们流入社会。

　　我们都知道，年幼的孩子不仅需要吃穿，更需要的是亲人的关心与呵护，需要人们的理解和同情。对于他们，仅凭几次救助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家”。这就好比被风刮倒的小树露出树根横卧在路边一样，尽管有的人会漠视地迈过去，但总会有人将它扶起，这就是良知。被扶起的小树已经没有了根基，一旦经历风雨它还会倒下，这就需要有人给它搭一个架子，让它有个依靠，这就是责任。对待这些孩子就像对待小树一样，这个架子就是“家”，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他们的一切。

　　为孩子们建立一个“家”谈何容易。面对难以想象的困难，许多好心朋友劝王瑷丽放弃这个念头，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但是，孩子们企盼的目光和她自己内心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允许她放弃。

　　太阳村是在没有鲜花和掌声的小院中静静地建起的。在这里，王瑷丽成为特别妈妈。在人们的各种议论、不理解甚至是责难中，挑起了这个大家庭的重担，踏上了寻找、抚养、帮助这些孩子的艰辛历程。用母亲善良的心、温暖的手，带领孩子们跨过人生的沟坎，用坚强、执著和智慧搭建起责任与爱的桥梁，营造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家，让他们过上有母爱、受教育、受保护的生活。

　　五年间，王瑷丽先后收养帮助了23名在押服刑人员的子女，进村时最小的只有一岁半，最大的15岁。面对这个充满火药味儿、充满犯罪隐患的特殊儿童群体，有人曾问她：“你能培养出几个大学生？”其实，王瑷丽并不奢望从太阳村里走出牛顿、居里夫人，她希望并努力做着的，是让这些特殊家庭的孩子们远离孤独、冷漠，远离违法犯罪，幸福快乐地成长，成为自食其力、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王瑷丽为孩子们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也为辍学的孩子寻求到继续读书的机会。对于这些努力，她原以为孩子们会高兴，会珍惜。可实际却出乎她的意料。站在她面前的是一群失去了自信的孩子。他们漠视一切，仇恨父母、仇视社会。他们偷窃、打架、说谎、逃学、混、狠、自暴自弃、无端滋事。几年来，气跑了一批批阿姨，连王瑷丽自己也被他们折腾得对生活几乎失去信心。虽然他们的行为让她无奈、伤感，但她深知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曾受到父母的不良嗜好、不端行为的影响，并在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要教育好这些来自不同家庭、性格各异的孩子，简单的教育方式不行，需要用母爱与智慧，需要坚强和毅力，需要科学的教育方法。为此，她咨询专家，潜心研究，结合孩子家长的犯罪实例，普及法律知识，形成了“现身说法”的教育特色，并摸索出“情景教育”的特殊方式，给孩子们创造机会，展示才能，增强信心。

　　同时，在孩子面前，王瑷丽努力扮演了多种角色，正向孩子们所称呼的那样：妈妈、大姐、大姑、大妈、大玉米妈妈、煮豆妈妈、阿姨、老太君等等，这些角色孩子们会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场合在变换着。由于角色的不断变化，将她与孩子心灵间的距离拉得很近。孩子们接受了她并开始喜欢她，从她的身上，感受到了温暖和爱。

　　她陪厌学的孩子走进课堂，作陪读妈妈；请大学生来与大些的孩子交谈，为他们补课；对心存憎恨的孩子，教他们学会感恩；带着孩子们到监狱去看望父母，沟通感情；清明节和孩子们一起悼念他们故去的亲人……这些在普通人眼里的小事，对调整孩子们扭曲的心灵却是很有效的，让他们对责任与爱有了新的认识。她带孩子们走进蓟县山区建立“爱心小屋”，将爱传递出去，用太阳村这个“家庭”的微薄力量去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孩子，共享社会的关爱，共享阳光的温暖。孩子们学会了正视自己，正视社会，树立起了自信和回报社会的信念。

　　王瑷丽不想让这些孩子以不幸为资本，躺在“捐助、爱心”的温床上。所以，为了让孩子们养成爱劳动的习惯，她建立了种植园，通过各种方式让孩子们学会生活、自立自强，懂得“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道理，培养他们拥有一双勤劳的手和良好的行为品德，让他们体会劳动的快乐与艰辛。

　　同时她还更加注重让孩子们将这种爱传递下去。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孩子们纷纷表示要为灾区做点什么。在由天津交通台、北京研祥集团发起的“关注灾区、关爱儿童”捐赠活动上，几十名太阳村的孩子将自己的零花钱拿出来捐赠给地震灾区，为抗震救灾奉献了一份力量。

　　现在，孩子们已经慢慢长大，有的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重点大学；有的还被评为三好学生、当了学生干部，还有的荣获了“自力更生好少年”称号。太阳村这个特殊家庭的和谐，让王瑷丽高兴；孩子们的转变让王瑷丽欣慰。现实让她体会到，教育本身也是一种对生命的援助，对孩子们的信任与宽容、理解与尊重、激励和提醒是做父母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

　　王瑷丽和太阳村最小的孩子在一起 编者的话：

　　明天就是六·一了，一个属于孩子的日子。看到这个日子，就想到在汶川大地震中成为孤儿的孩子们，他们需要一个家，让他们忘却悲伤和恐惧；看到这个日子，就想到那些有家却得不到温暖的孩子们，他们需要在爱和关怀下长大。于是联想到5月15日——“国际家庭日”。家庭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不可缺的，曾经看到的这样几段话——

　　“我想有个家，一个和谐温暖的家。

　　我想有个家，一个平安健康的家。

　　我想有个家，一个宽松大度的家。

　　我想有个家，一个生动活泼的家。

　　我想有个家，一个爸妈都在的家。”

　　这是一个母亲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入狱的孩子写的一段话。

　　一个出国读高中的孩子在博客中这样写道：“一枝花被剪下来插在花瓶里，花瓶中的水不会令它立即枯萎，但也不能使它存活很长时间。我就好像那株插在瓶中的植物，离开了大地——故乡，家人，我又怎能一个人独自生存！”

　　有这样一篇报道：“今年2月25日，安徽省太湖县天台联合小学五年级学生章杨宇，因为不堪骨肉分离之苦,用柴篮上的一条绳索，结束了自己12岁的生命。”

　　对于一个孩子，亲情、家庭是多么的重要！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对人类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个体单位。很早以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有关的专家对家庭在社会的组成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就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家庭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家庭是应人的需求而出现的。人根据其本能的特征，需要同类的关怀和怜悯，而家庭就是为满足人的这一天性需求而建立的一个集体。

　　许多社会学专家和教育家认为：家庭在建立精神安宁，巩固文化和社会关系以及对后代的成长中都产生有重要影响。此外，家庭作为社会的主要成员，可以起到使未成年人免遭社会不良现象腐蚀的作用。

　　事实上，家庭在过去半个世纪，特别是近20年，在各国社会中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工作、迁移、信息发展、社会、经济等关系，以及战争和社会不平等因素造成家庭基础受到动摇。

　　就在这一天，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发现受访者大多不知道“国际家庭日”，在听到讲解之后，又都表示希望“家庭日”的概念能像“母亲节”、“父亲节”等富含温情的节日一样得到更多人的认识和宣传。

　　40多岁的市民王女士听到“国际家庭日”时说，她虽然不太了解这个国际性的日子，但知道“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这样的说法。现在很多家庭存在着孩子成家立业后留下老人独居，年轻夫妇不顾家，留下孩子四处打工等情况，有“国际家庭日”这样一个节日是件好事，可以通过这样的节日促使更多人了解家庭的重要性并承担家庭的责任。受访的市民都认为：“家庭和睦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家庭日”的概念应该得到更多宣传。

　　现在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就我国而言，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向以“父母与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模式过渡。家庭功能也转变成只承担着家庭教育、抚养、赡养等少量义务的作用，同时也出现了部分人家庭观念淡薄的情况。而正确处理好个人、家庭、社会的关系，认识到家庭的功能和家庭责任，让家庭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也是设立“国际家庭日”意义所在。

　　同时，在我们的身边，还有太多的孩子需要全社会给予关注，给予他们爱，给予他们一个温暖的“家”。在“国际家庭日”这一天，我们再次采访了建立“太阳村”、被人们称为“大墙外的妈妈”的王瑷丽。

　　王瑷丽带着孩子们到监狱会见他们的亲人。摄影 江晓清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家庭数目激增；家庭规模日趋缩小；离婚率普遍上升；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人们的家庭观念也在发生变化。

　　这些家庭问题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日益为国际社会所关注。

　　1989年12月8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并确定其主题为“家庭：变化世界中的动力与责任”，昭示人们用生命和爱心去建立温暖的家庭。

　　1993年1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决定，从1994年起，每年5月15日为“国际家庭日”，以促进家庭的和睦、幸福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