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朗·斯通在不久前出席戛纳国际电影节时，并没想到因为自己的不当言论成为世界各地媒体“讨伐”的对象。
莎朗·斯通大放厥词，妄称汶川地震是“报应”，并称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她的这番言论，必然招致所有中国人和华人的强烈愤慨，一时谴责之声纷起，各种抵制行动也在酝酿之中。
没想到就在这时，居然还有人扮出一副“理性”的面孔，主张“宽容”，并煞有介事地宣称“抨击莎朗·斯通固然没错，但宽容甚至继续聆听她的声音则更为不易。
”
面对恶毒的诅咒、攻击，宽容当然更难，因为反击基于人性，宽容才是作态。修炼到唾面自干的宽容境界，非正常人可以做到，更不能要求一国人都做到。要求中国人宽容莎朗·斯通的理由，核心还是那个老词儿——言论自由：
“莎朗·斯通的话不过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一国政府或任何组织。如果我们对言论自由有所追求，不得不承认，表达个人看法是她的合法权利。这就意味着，即便她所说的话很难听、很伤人甚至很缺德，也有必要维护而非剥夺她的这种权利。如果只允许"正确的言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言说自由。”
每当这种论调出来，总是令中国人为难。对言论自由，中国人有着热切的愿望。但为了维护别人的言论自由，就要自己闭嘴，却很让许多中国人不满和困惑——别人有诅咒我的自由，我为什么没有反诅咒的自由？为了尊重他人的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自觉放弃自己的言论自由？其实这不仅是中国人面对莎朗·斯通时的困惑，甚至成为言论自由本身面对的悖论和困惑。
而我以为，我们是时候走出这样的悖论和困惑——在中国人民与莎朗·斯通之间，或其他任何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根本就没有言论自由这回事！
以我的理解，对言论自由的追求，目的仅限于约束行政、法律等公权力对个人言论权力的侵害和剥夺。离开行政、法律的强制，言论便无约束；无约束便无所谓自由，因此，没有公权力的介入，自然也无所谓言论自由。
以莎朗·斯通与中国人的言语冲突为例：莎朗·斯通大放厥词，这是她的自由；中国人气不过，反过来骂她，这是中国人的自由。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的权利受到限制，没有谁失去了言论自由。即使中国人民的反击算是一种压力，莎朗·斯通也完全有选择的自由，扛不住道歉是她的自由，死扛着不道歉，还是她的自由。只要中国人不入禀法院，其对莎朗·斯通的所有反击，都只是双方的“自由搏击”。即使中国人入禀法院，在法院对莎朗·斯通的言论做出限制之前，她的言论自由依然没有受到任何侵犯和限制。因为法院的判决，也是基于法律对言论自由边界的界定——任何国家的法律里，都有这样的界定——同样不会侵犯到她老人家的“合法权力”。
行政等公权力对言论自由的侵害确实严重存在，但与此事无关，与此类事无关。
需要担心的，是所谓“多数人暴政”对少数人言论自由的侵犯。舆论暴力确实会以一种“拟公权力”的方式，对部分人的言论自由构成伤害，这也是互联网时代精英分子最恐怖的梦魇之一。但这件事远没有深奥到这种程度，中国人对莎朗·斯通的反击，既不是“多数人暴政”，也无涉舆论暴力，而是一群人被辱骂后的正常反应。如果连这样的反应也要在言论自由的名义下受到限制，那言论自由就堕落成了恶人的护身符。（张天蔚）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张庆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