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还在不停地下 ――“5．12”汶川大地震采访经历小记新华社四川分社副总编 黎大东
汶川地震17天过去了。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四川前方指挥部的不少工作人员已经是第三批轮换上阵。我还牢牢钉在这里。
在现场采访了一天之后，我被绑上了这架特殊的战车――报道国务院指挥部和在这里的中央领导人。
有一种劳作叫责任。每天都在打仗。24小时听差，不敢有丝毫懈怠。17天发出60多条稿件，不敢有丝毫闪失。
有一种责任叫坚守。在一场大灾难面前，在新华社这架大机器上，我无法自由选择自己的战斗位置。
这里就是我的阵地。
有一种坚守叫孤独。我走遍了重灾现场，又都不在重灾现场。我离灾难很近，又离痛苦很远。我一个人冲锋陷阵，若干人挥鞭催赶。
有一种孤独叫自慰。我必须独挡一面。我守住了我的阵地。
聚源，我害怕走近你 5月12日地震发生后，新华社四川分社领导立即派出在场的两位记者――摄影家陈燮和文字记者苑坚，乘丰田越野车向汶川方向扑去。
我和分社副总编辑丛峰、文字记者侯大伟、电视记者谢佼、技术室工程师王钒，携带一部海事卫星和一天的食品，乘第二辆越野车赶往汶川。
临近都江堰市，我收到苑坚发来的短信：“听说都江堰聚源中学死伤惨重。”当时移动电话系统几乎瘫痪，能收发短信实属不易。
我们马上意识到，这可能会是新华社记者到达的第一个地震重大伤亡现场。
立即改变方向。我们借助王钒的卫星定位系统迅速赶到聚源中学。
触目惊心。学校里人山人海。失去孩子的撕心裂肺的痛哭声，寻找亲人的呼喊声，救援人员急迫的吼叫声，8台推土机和大吊车的轰鸣声，响成一片。
运动场上，彩条布铺出了两大块特殊场地，四周拉着警戒线。一边躺着伤员，周围是忙碌的医生。一边躺着数十个孩子的遗体，四周是重重哭声和叹息。一块小黑板上写着“遇难学生名单”，两面都已经写满了学生的名字，而几十米外的坍塌教学楼抢救现场还在不时送来新的遇难者。
惨不忍睹。记不下揭开那一层薄布后看到的面容，泪水模糊了我两眼。写不出使劲扶着悲痛欲绝的妻子的丈夫的表情，我双手发抖，两腿发软。
我跑到采访车前，在王钒的帮助下连续向分社发出“新华社快讯”。丛峰、侯大伟和谢佼也陆续把这里的坏消息迅速发送出去。
我估计，这可能是新闻媒体从地震重大伤亡现场向海内外发出的第一批报道。
这里的损失就如此严重，震中区域汶川将会是什么样？来不及深入报道，把主要伤亡损失动态报回分社后，我们继续向汶川方向进发。
汶川，我怎样才能靠近你 都江堰市一片混乱。我们不得不闪起警灯，冲出市区，挤过青城山大桥，叩开警方设置的封锁线，驶上逆岷江而上的都汶公路。
山间公路两旁的民房破损不堪。路面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滚石。塌方越来越多。车上的人争论起来，有的说打开车窗仔细观察飞石，有的说不能开窗，万一石头直接砸进来更惨……
一堆庞大的塌方体挡住了去路。一辆被埋半截的大卡车露着屁股。一台试图前来清理泥石流的推土机孤独地趴在那里，它显然被眼前已经与大山浑然一体的砂石山吓得束手无策。
左是高山，右是深渊。怎么办？
之前的陈燮小组已经折返，估计这里就他们的转折点。如果我们再退回去，汶川现场报道怎么办？
大地不时在余震中摇晃，望不见顶的山上还在掉石头，停滞路边的人们发出阵阵惊呼。悬崖下滔滔岷江持续着沉闷的回响，仿佛从上游汶川废墟下传来的呻吟。
司机小尹把车退回到路边有三五尺宽平台的“安全地带”。我们紧急讨论起来。决定轻装徒步翻过去，再重金租车前行。
我们这个自以为高明和悲壮的想法，迅速被现场几位正无所适从的公路抢险工程人员彻底否定了：“不可能！砂石全是松散的，又陡，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石头滚下河，而且这一路塌方肯定还多得很。”几拨心急火燎要赶回家的汶川农民也被堵在这里，大骂几声之后返回都江堰方向去了。
夜幕早已降临。头顶传来不知名的山鸟怪异的鸣叫，好像也在争议着关于勇气与傻气、勇敢与愚蠢。
脚下又是一阵颤动。只听到一阵猛烈的轰鸣，倒着停在我们后面一辆桑塔纳轿车不等乘客上车，以惊人的起步速度消失了。
惊愕之余，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现实――如果来路再被泥石流阻断，我们咋办？少了5个主力，分社的报道咋办？
放弃原计划，转战都江堰。明天天亮后再想办法进汶川。
事后得知，从我们打算徒步翻越的那个滑坡点到汶川的映秀镇，一路还有若干处塌方、埋葬了四十多辆汽车，桥梁几乎尽数断裂，百花大桥十几米长的桥面整体掉进了十几米深的江边。
这条通往仙境九寨沟的国道，把多少人送到了人间天堂，又把多少人关在了人间的门外。
风雨夜，陋棚下，温家宝 断电。都江堰一片漆黑。救护车、消防车、警车，所有的警笛同时交织着响彻夜空。以绵延数公里江岸啤酒长廊闻名的都江堰之夜，一瞬间也从天堂变成地狱。
大家迅速分散到中医院等重灾现场采访。这时，分社总编辑通过海事卫星发来指令，要求我火速赶到设在都江堰市公安局的指挥中心：温家宝总理在那里，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也开始在那里办公，“赶快去，并且牢牢盯住。”
公安局大门一侧，公路边人行道上，几根电杆之间横拉起一张通常用来缝制简易口袋的彩条布，下面拼接着十几张小条桌。总理和十几个省部级领导神情凝重地围坐在这里，工作人员从四面八方撩起二指宽的警戒线钻进来、挤出去。
军人和特警越来越多，携手并肩结成的保护圈渐渐向外扩展。奇形怪状、用当世最高科技装备的各式特种车辆，陆续集结过来，摆成一大片。看热闹的市民并不多，他们的双眼已经被惊恐和泪水覆盖。
夜深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飘起了小雨、变成了中雨。风越刮越大。追随大地震之后的狂风暴雨似乎要登场了。
11点40分，嘈杂的指挥部顿时安静下来。温家宝开始主持召开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第一次会议。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灾难，开始以共和国的名义面对。
风雨交加。我站在总理对面三四米远的地方，已经不能完全听清他的讲话。13日凌晨1点左右，会议结束。总理又分别跟几个方面的负责人处理一些事务，然后起身回大雨中的中巴车上去了。他刚刚坐过的木椅后面一米左右的一条水沟里，深深的水在静静地流。
历尽周折，配合总社资深记者李斌终于发走了有关温家宝的两条重要稿件。到凌晨两点半，解放军和武警2万人投入抢险救灾、3．4万部队正迅速开往四川灾区，灾区迅速组织抢救受伤人员，以及国家地震局近期强震预测等几条稿子，总算全部写完发走了。
指挥部冷清下来。最忙碌的人，在不停地用棍子四处顶彩条布――上面的积水随时可能把指挥部的这块“房顶”压垮。
饥寒交迫。一直坚守在这里的一位老领导四处找香烟。他告诉我：“阿坝州的书记刚刚向总理报告了汶川的情况。由于通讯全部中断了，现在只知道汶川县城死了17人。”“他人呢？”“已经走了。”
我抓起指挥部的应急电话向家里口述一条新华社快讯：阿坝州委书记侍俊说，目前已知汶川县城在地震中死亡17人。
这与后来全县上千人遇难的数字相去甚远，现在看来甚至不算是新闻。但在当时，来自当地权威人士的汶川伤亡消息，这无疑是第一条。
风雨夜，陋棚下，避难人 雨还在不停地下。
冷得发抖。去都江堰向峨乡中学垮塌现场采访的车，带走了我所有行李。
那些无家可归的受灾人，那些有家无人归的人，在怎样渡过这个漫漫长夜？
3点过了。我借了一辆车，去都江堰市区几个主要抢险现场和群众避震聚集点看看。
满大街都是出租车，反常。每辆车驾驶座的车窗都冒雨敞开着，很反常。每个驾驶员都不时伸头出窗四处张望，太反常。
我下车想问个明白。见我走过来，几辆出租车上的司机几乎同时大声问：“有没有伤员要拉？”他们全是自发从成都来免费运送伤员的。我全身一震，一股热流涌上心头。
越来越多的出租车不断加入进来，与各地驰援的救护车、消防车、吊车和大量部队运兵车一起，汇成了一种令人振憾的力量。同时，交通也开始堵塞。每个路口的交警都不得不劝导出租车回成都去，为抢险腾出必要的通道。
青城山大桥与市区相连的桥头，有一片较大的绿化开阔地。彩条布、塑料布、遮阳伞、木工板，各式各样的“雨棚”下，蜷缩着出家躲避余震的市民。我钻进四五个棚子，个个上漏雨，下是泥，前后左右都进风，有的跟国务院指挥部一样，只有上面一块布。一节破旧广告布下面甚至挤了8个人，其中一个82岁、一个78岁。
有人向记者抱怨政府没及时发帐篷，有人要求政府赶快发棉被、食品和矿泉水。一位中年男子说：“哪个晓得有大地震？政府平时没事干存那么多帐篷面包做啥子？”“现在最要紧的是挖人出来。你饿两顿有啥子嘛。”仔细一看，这位先生居然凌晨4点钟还在喝酒，没下酒菜，干喝。
在这种境况下，他们每个人的不满都应该得到理解，每个人向政府提出的要求都无可指责，每个人的生活态度对别人、对我都是一种启发和教育。
回到在风雨中飘摇的指挥部，用清闲的应急电话口述了地震灾区深夜见闻，在分社锻炼的年轻记者余晓洁帮助整理后迅速发了出去。灾区的第一个夜晚见闻，估计这又是一个“第一”。
我想，天亮后跟编辑部沟通一下，每天发一篇见闻稿“灾区的夜晚”。
这个梦想很快就破灭了。
雨还在不停地下 除了采访本，全身早已湿透了。5点过回到车上，脱下外衣外裤搭在车椅背上凉一凉。刚过一小时左右，指挥部里人影晃动。我立马穿上“水衣水裤”奔将过去。
更难熬的一天开始了。
上午，分社领导再次明确我的任务：国务院指挥部和那里的中央领导人报道，全交给你了。
就这样，我被牢牢绑在了一架四处流动的战车上。
从都江堰到绵竹、什邡，在列车过道的一块折叠板上坐到天明。接着，从绵阳到北川、青川、映秀、唐家山……既要写领导人活动，又得报国务院指挥部会议，必须限时完成。
写这篇采访经历文章的此时此刻已是30日凌晨5点半。两个小时后，又得跟中央领导的活动。背上电脑，拎上打印机。好在通讯已恢复正常，不必再背那一包海事卫星了。
没有雨点。可我总觉得雨还在不停地下。是不是像受到地震伤害的人，总觉得大地还在不停地晃。
雨很快会停。山川也终会宁静。不知道，几十万失去亲人的人、几百万上千万失去家园的人心中的伤痛，何时才能平息。（2008年5月30日）（新华社四川分社副总编黎大东）
(责任编辑：赵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