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昨天读到的一条新闻，内容是“哭泣的书包”，说的是“六一”前夕，灾区某小学召集“伤心的家长前来认领孩子的书包”———
“操场上，47个书包堆成小山，静静地矗立着。”一位家长“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红色的小书包，仿佛就是抱着自己一年级的儿子，哭得撕心裂肺”；而另一位家长“抚摸着女儿的作业本，触景伤情”，大泪哭泣……有的父母不愿意离开这孩子最后丧生的地方，而还有20多个被翻乱了的书包仍然孤寂地等待有人来认领……
这个令人哭泣的场景，多么动情、多么悲伤！然而捧读之下，却也引出了善良人们不少的议论———遗物归于父母，当然无可非议，但一定要在这孩子丧生的现场么，一定要采取这种集中认领的方式么，一定要选在这灾难尚未过去、伤疤尚未愈合的时候么……
像这种不断地再现惨状，以至使从废墟逃出来的人们一再“触景伤情”、“大泪哭泣”的事；像这种大震刚刚过去，就急着揭开尚未愈合的“伤疤”的事，当然不止这堆“哭泣的书包”。
比如因为护救学生而牺牲的谭千秋老师，她在北大读书的女儿，本来已沉浸在大悲之中，还不断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追问父亲的亲情，被拷问“此时的感想”。正如心理专家所言，“她无意识中想要维持幻象的愿望被打破，过早地被人从噩梦中唤醒”。
又如在失去亲人之际仍然奋力救人的女警察蒋敏，她的壮举来自于“梦想有一天回家，父母和孩子会一如既往地迎接她。”但包围着她的，却是“听说你的父母和孩子都已经……”的问题。这本来是几十年后也不可随便触及的伤痛，更不要说对于一个刚刚受此重创的人了！心理学家认为，蒋敏走出救人的帐篷就晕倒在地，与这类过早揭开“伤疤”的追问，特别是那个“你现在难道不想你的女儿吗”的提问有直接的关系……
“敬礼娃娃”郎铮有了心理障碍，因为太多的闪光灯围聚着他，除了“为什么要敬礼”这样的追问外，还不断地有好心人问及他被截去的左臂；“可乐男孩”薛枭现在的状况，则与采访者一遍遍要他复述“80小时埋在废墟中”的可怕情节，尤其是“脚下搁着冰冷尸体”的细节有关；北川中学幸存的学生出现了各种症状，他们不但害怕闪光灯，更害怕不断的“你当时是怎么想的”追问。至于有的赈灾演出，好心的人编写了“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什么”的诗篇，让刚刚从死亡线上逃出来的孩子朗诵给“叔叔阿姨”们听，从孩子们再度惊恐的眼里，我们不能看到一种“次生的灾难”吗？
按照科学的研究，地震的次生灾害，不仅是滑坡、泥石流、海啸以及诱发的水火灾害，不仅是指暴雨引发的疫情，而且包括受灾人群经受的巨大精神创伤和刺激。灾害心理学又告诉我们：一般说来，当面临创伤意外后，不少人要以“麻木”去应对，才有可能为自己赢得生存的勇气、能量和动机。这种所谓“麻木”、“否认”以至某种程度上的“忘却”，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它是机体自我疗伤的需要，也是机体即将正视并面对创伤前的必要准备、必要阶段。
我们既然知道次生灾的杀伤力不亚于主震，既然知道心理危机属于一种重大的“次生灾”，那么我们就要懂一点心理学，懂一点大震之后的心理学规律，懂一点刚刚从废墟中、从巨大的惊吓和丧失亲人的大痛中逃出来的人们的阶段性心理特征。我们的慰问者，是否可以不当着幸存者的面向他们失去的亲人哀悼；我们的主持人，是否可以不再去问“当时你是怎么想”那样老套的问题；我们的记者，是否可以不去追问关于“那一瞬间”的惨状……
总之，让我们以人道主义的无微不至和科学有度的心理学常识，防止另一种“次生灾”的提前到来，不要因为我们的热心和无知，再次误伤了苦难而脆弱的心灵。(凌河）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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