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遇难少女的质疑与孤独
■本报记者 刘建锋
同生共甘甜，遇风东西摇
强者入云霄，弱者低头笑
晨风青叶飘，竹笋土中叫
小草戏竹笋，乱我思丽娇
竹风狂欢过，断枝又折貌
重塑竹身人，单过奈何桥
扶起单支臂，不忘昔日貌
待到新春时，再来看丽娇
期年转眼过，跨过相思桥
摸去脸上伤，再次诉苦恼
青竹已换代，只我不知晓
心生玄念烧，纵身嫩竹到
欢声顿笑过，从此寻丽娇
这首颇有古风的诗，写的是四川盆地无处不在的青竹，发表在青川县木鱼镇中学初三（一）班的板报上。
它的作者，冯翠玉，16岁。
如果一百年后人们还有幸记得这场大地震，还记得这首题为《竹》的诗，那么，到一百年后，它的作者，依然是16岁。
少女诗人冯翠玉的遗体，在2008年5月13日下午三时被挖掘出来，她的身边，是一百余个花季少女的遗体。死亡，离意味着竹青花香生活的人世间，只隔着一重冰冷的铁门。
在一天前，地动、山摇，木鱼镇中学的宿舍危楼摇坠，一百余名少女，拥挤在紧锁的铁门前。天，塌了下来。
楼的另一端出口，铁门内还有百余名少男。
少女·威严的铁门
5月23日下午，在少女冯翠玉的遗体被草草掩埋后的第十天，我来到了这首诗所描述的青竹边，到了诗人简陋的闺房外。
这是在青川县骑马乡的里坪村，下公路再深入20多里，大山深处。
坡下有瘦浅的小溪流过，明亮的阳光，在树木和草叶的清香中，照射到一堆堆的瓦砾和破墙之上，散射出令人心惊的慌乱感。我站在冯翠玉家的门前，看着她那破损但依然屹立的房子，看着她那红肿双眼的母亲，看着翠玉伙伴冯秀燕的母亲脸上流落的泪，说不出话来——就在这一个小队，十二个家庭，就因这铁门内的废墟而破碎。
而在这个里坪村，34个孩子的人生，终结在5月12日那片震倒的废墟和铁门下。
比少女诗人小一岁的冯秀燕，正上初二。震前一天是周日，她还在家里帮忙打菜籽、洗衣服。周一出事的时候，父亲冯友斯在西安打工，“15号才赶得回来”。当天下午，孩子的妈妈和爷爷奶奶翻山越岭赶到学校，已经有一二百个家长在那里了，有孩子在喊：“叔叔救我……”
都在废墟上用手挖，“挖不到”，秀燕的爷爷冯国平在树荫下讲述着，满眶泪水，巴巴地直望着记者的眼。
“到13号上午9点多，秀燕找到了，将将就在门口啊，孩子在门口！”冯国平低声地喊，胳膊砍在木桌上，身躯颤抖着。
“模样都认不到了……睡午眠，身上是小衣，她妈妈认得到，认衣服、认裤带认出来的……为啥子睡午眠要锁门的呢？！”冯国平捶着胸口问，“那个楼房，60年代修的房子，你捡便宜买过来当宿舍？！上面拨的款就只拿出一点修了教学楼的嘛！”
冯友斯常年在外打工，六七年间只回过三次家，只知道女儿内向，学习也很好，喜欢漂亮衣服，爱面子。奶奶说，秀燕爱看电视，喜欢粘着爱情电视。她17岁的哥哥冯正君一年前从木鱼镇中学毕业，正在江油上高中，地震的第三天赶回来：“我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妹妹没得事”，但一到家就脑子发昏，因为奶奶告诉他，“妹妹死了”，要去学校那边看，妈妈管住了不让去，“说是死了那么多，死得太惨了，不好……”
“妹妹八九岁的时候就爱看电视，不让看吧，就跟我吵架”，长大了，“就爱看那些青春的言情小说。我给了她一本高一的英语卷子，因为我看了感觉简单，觉得可以让她提前熟悉一下子，她也做了两套。”
冯正君的脸上有一种奇特的表情，无奈与悲哀夹杂着无力感和质疑，“都知道那是个危房，都半个世纪了！”
冯翠玉、冯秀燕的同村小妹周小翠上初一。
照片里她穿着橘红色的七分裤，两只小脚并拢，怯怯地竖着两根手指，想跟身边的弟弟一样做个V字型，却做出了个小小的弯弯的“二”字，这是2006年7月18日的合影，为了安慰两年没见面的远在广东打工的父母，姐弟俩穿上漂亮的花衣裳，照好了寄过去。在更早的一张照片里，全家站在屋檐下，她用两手托着左脸，靠在檐柱上，半个身子躲在柱子后头。
这个害羞的小女孩，挖出来的那天，正是她14周岁的生日。
“15号，农历四月十一，正好是娃娃的生日，”她的爷爷周金礼泪眼婆娑地说，“12号赶到现场，就一直在那儿，站着，去挖，去救，挖出一个就去看，不是我们娃娃，挖出一个又去看……站了三天，一直到15号，娃娃生日那天。”
“出来的时候穿着个背心，认衣服、头发上的那根箍箍，那根红头绳，才认到起的，”老泪在眶里打着转，他抬起脸看着天，“我那娃娃，”他用苍老的手掩住右半边脸，“这半边……”手掌往后抹过去，“没有了……”
“我的娃娃啊，好乖巧的。只看得到左半边的脸……”
15日下午五点多，周小翠在她的生日，身体残缺地被爷爷和大伯父埋在山上，挖了个一尺半深的穴。小翠的身边，一排排的新坟，二百多个她朝夕相处的同学，也大多是断手断脚、肢体不全，其中，有她13岁的堂弟张剑。
周金礼颤抖着伸出两根手指头，“两个啊，我的孙女、孙子……”
小翠的父母周怀玉、刘继梅，赶回来，只来得及看一眼坟头，小翠的坟头，插了一根薄木条，木条上，钢笔水，细细地写了她的薄名。十天前，夫妇俩告别儿女去西安打工，刚刚才过了十天，这个爱跳绳、爱钓鱼、爱看电视的女儿，就变成了纸片一样的薄木条。
十二岁的周本露，知道姐姐死了，但是他还老对妈妈说：“姐姐在新光。”
新光（音），是一家老国防单位，它1967年建的楼，在大约十年前被木鱼镇中学买下。学校花了部分拨款盖教学楼，把这栋老楼用做学生宿舍，虽然那家国防企业早就搬走了，这里的人们还是把中学这块地方叫做“新光”。
“新光那个楼，盖的时候，还是我年轻的时候。后来把附近几个乡镇的学生都合并在一起建新学校，就只教学楼是新修的，把那么一个危楼，90年代就晓得的危楼，做学生宿舍？！”72岁的周金礼，压抑不住愤怒：“教学楼就没垮，就只是裂了口。不是危楼，哪里死得了这么多娃娃？还不晓得是为了啥子，午眠时间，门卫为了啥子要把门锁起来？！”
而少女诗人冯翠玉的父亲，冯忠斯，就一直泪眼迷蒙地看着我。
地震的时候，他在北京打工。孩子给爸爸写过信，叫他别光记着省钱，要是连五块钱一场的晚会都不看的话，精神就会太贫乏，自己虽说是女儿，也会笑话他。
“周末只在家里呆了一夜，星期六下午就回学校了，翠玉上初三了，要补课，”冯翠玉的妈妈抱着一岁多大的孩子，“她妹妹才一岁多，我要带小孩子，那天饭还是她自己做的，又洗衣服……”
是翠玉的妈妈和叔叔冯良斯去认的人，穿着外衣，白裤子、彩条T恤。
“已经不是认人了，是认衣服，”冯良斯说。
“就是在铁门那儿，一百多个女娃娃。男生那边的钥匙在学生手上，所以跑出来几十个，女生这边是管理员拿在手里，最后打开了也跑不赢了，只跑出来三四个。”
“管理方式就有问题的嘛，太不近人情了，睡午眠也还锁个门。”
麻痹·严酷
一个惩罚恰巧碰到了一次天灾，这个惩罚便被放大到成为整个世界都无法承受的伤痛。
木鱼镇中学的惨剧，被这一次巧合，放大成了极端的悲哀：那天本来是要组织出去春游的，因为前一天有学生在外面打群架，学校给的惩罚就是，取消春游。
那天记者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不知道该怎么想才是。
严厉的处罚、封闭的铁门。记者在灾区还听到各地学生复述的更多的口号：
“半军事化管理！”
“军事化管理！”
“学校就是要像炼狱！只有严格管理，学生才有出路！”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在地震面前，在垮塌的危楼之下，学生没有出路。出口被关住了，有的学校出事时没有铁门，可是也没有可供学生们逃生的时间。还有许多学生，地震了根本不知道怎么办，什邡市红白镇中心学校的幸存者方雷对我说，“她们呆呆地坐在课桌前，老师喊她们跑，她们动都不动，都吓傻了。”无论是什邡还是绵竹、安县、青川和平武，记者每到一处得到的回答，都是从来没有认真做过一次地震预防演习，甚至没有认真做过一次专门针对地震的教育。而这些地方的县、镇、校级领导，包括老师，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自己不知道这里处于活跃的龙门山地震断裂带上，甚至没有一个人在最近一年内没有感受到过地震。
一方面是对天灾的极度麻痹和放松，麻痹到可以如雪门村村长对我说的，中学校长要在已经建好的三层教学楼上强加一层，麻痹到如木鱼镇中学这般买下危楼做宿舍；另一方面却是严格到严酷、不近人情的管理，严酷到对部分学生打架的惩罚是对全体学生取消春游，严酷到在午休时紧锁铁门，严酷到在死伤400余学生的第12天，木鱼镇中学便在教育部门的要求下要搭帐篷原址复课——24日凌晨1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带着这一疑问找到青川县委书记李浩生时，他正对教育部门的这一决定大发雷霆：“搞教育的这帮子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那个地方刚刚死了好几百人，还是不是人，就要在原址复课？！这个坚决不能干！你们要阻止，不要说别的了，光是出瘟疫都更加受不了的嘛！”
而在此前，半夜12点左右从木鱼镇返回青川县城的途中，女儿也在学校铁门边死去的王泽（音），在山路上拉住记者反映情况，他已在木鱼镇上10多年，和谁都熟：“上午我在理发，小学老师找到店老板，让他上小学五年级的孩子明天上午到木鱼镇中学去，说是中学要在原址开课了。说什么中学生都不敢来了，就把五年级的小学生弄过去，这样子可以开个漂亮的复课典礼。我对老师说，你们这不是弄虚作假么？我女儿都死了，那么多孩子都被关死在铁门里，你们还要整小学生过去凑数，还要弄虚作假？！”一边站着的老村支书，孙子也死在铁门口：“复课？！这样的学校，哪个家长还敢把娃娃往里送？我们村13个上初中的，只跑出来一个，你搞个危楼还锁起门，这是啥子样的教育管理理念啊，这样的学校还不关门算球，还复课？！”
幸而，这个教育部门原址复课的决定被县委制止了。
诗·日记·告诫
死时十六岁的少女诗人冯翠玉，在十四岁这年，添了个小妹妹。
在下文将要提到的一封信里，她讲述到自己在15岁这年的暑假，承担起每天照顾小妹妹的职责。
翠玉的妈妈没上过学，她只是在5月23日对我说，妹妹这么小，已经晓得有姐姐了。
而她的父亲冯忠斯则总在身边对我说，翠玉生前最爱看书，成绩总是一二名。
“地震前几天还打电话，说是江油有老师打电话找到她，动员她到江油去上高中，江油那边条件好，娃娃说还要考虑两天，”冯忠斯说着就把从少女闺房里拿出的一摞书摆到记者胸前，还有各式各样的红奖状、证书，“她就是爱买书，一年总要买一百多块钱的，她自己还存了好几百块钱，是她得的奖学金、还有过年压岁的钱。”
我坐在条凳上，把书堆在腿上一本本细细翻看， 有朱自清的散文、唐诗、宋词，还有简体字白话版的资治通鉴。
散文书里，夹着的纸上，记录着本文篇首那题作《竹》的诗。
读到“青竹已换代，只我不知晓”，想到这个年方16便从此长眠地下的女孩，从此永远“不知晓”，不觉垂泪。只是那诗中“重塑竹身”的人，此番不再是单过“奈何桥”了，一百余个美丽的少女伙伴，再有百余个英气少年，一同跨过那“奈何”的桥去。
我将诗页递给她的父亲：“好好保存，找个玻璃，框起来。”
这摞书里，有冯翠玉的日记本，这本日记，是作为语文课的课外作业而写的，每篇都有老师的红笔阅批。
“我的家，坐落在一个群山环绕的小山村里”，她在一篇日记的开篇，这样写道，“虽然这个小山村并不富裕，但这里的人民都很勤劳、朴实，而且（相处）和睦，无论是从远方来的客人，还是乡里乡亲的来到家里，家人都会热情地招待……”
她写道，父亲在外打工，严寒下露天工作，令人心酸：“我的家里有爷爷、父母亲，他们都是以耕种为生。为供我上学，我的父亲不得不外出打工，在严寒的冬季，父亲的手都冻得不能活动，但他却从未向我讲过苦，我的心里明白，其实他挣钱并不容易……”
“我现在只想能有一个好的成绩，学到我所能学到的最高境界的知识，让自己有一个好的未来，也让父母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然而，基于某些我已无法了解的原因，她在已经写完的日记《我的家》的后面，隔一行，补记道：
“面对生活中的形形色色，我们不能被某些美好的表面所欺骗，因为这些美好的背后往往是一些很丑恶的景象。
“如果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着急，此刻需要的是镇静，你需要用冷静的心态来思考，发生这些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这篇习作，老师的红笔批阅，没有汉字，只有“3·18”，这应该是阅批的日期，记者翻阅日记本，这是在2005年，那年，冯翠玉是13岁。
年方13岁的小女孩，在怎样的美好的表面背后，看到了该是怎样丑恶的景象呢？
这成了我无法猜透的谜，而在另一篇日记中，我又看到她那可爱的单纯，她在这本老师定期阅批的日记里，在某一篇，指出了班里一些自己认为不好的现象，希望老师能够重视并帮助她并未指名的同学改正，末了，她天真地写道：“希望老师能够理解我的处境，为了我保守秘密，不要让同学以为我是在背后打小报告”。
而在14岁，2006年的4月23日，她记录道：
星期天 晴
这一周的星期三晚上，学校组织全体学生观看《珍爱生命，重视安全》的录像带，它讲述着一个真实而悲惨的故事，在场的所有同学都被感动了。
看过录像带，我深深地感到了生命的珍贵、安全的重要性，我想告诉所有的人，在保护自己生命的同时，不要去伤害别人的性命。
这个敏感的少女，她的“补记”和她的“告诉”，应该叫“告诫”吧，走在这场巨大悲剧的前头，却在她和三百个少年一同惨死后，才被这样悲哀地发现。
质疑·未发出的信
从女儿闺房再次出来的冯忠斯，给记者带过来一封未曾发出的信。正是这封信，让我以为，对于那两道紧锁的大铁门的疑问，找到了一点点答案。也对这个贫寒家庭少女的心思，有了更深一点的认识。
这是少女诗人冯翠玉在15岁时写给老师的一封信。
那位老师，据说，一年前已调离木鱼镇中学。在调离之前，是木鱼镇中学的校长，同时兼任冯翠玉的班主任。
这封1100字左右的信，对于一个上初二的15岁女孩来说，应该是一封难得的长信。然而，写完后，她留在家里，一直没有发出。这个行为本身，我以为，值得教育心理学家们探讨。
而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记者明了到这位敏感少女的无奈和对一种教育方式的反抗与质疑。
为了生者免受过度的刺激，我将班主任的姓，姑且改称作“X”吧。
“尊敬的X老师，您好！作为您的学生，我感到很高兴，同时也很压抑。我高兴是因为您作为一校之长，却还兼任我们班的班主任，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我学到了不少，我在您的身上看到了许多老师没有的优点……”
但从下文开始，这个有主见的少女，便开始了坦率的质疑：
“我感到压抑是因为您处理事情的办法有时太过极端。有时您也不是很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同学吧！由于您过于极端地处理学生，这在同学们中引起了不少的反抗，虽然表面看来同学是服您，可是您真正走进过学生的世界吗？您认真聆听过学生的心声吗？我们班上的同学，自从您任班主任以来，他们的心里就多了一份恐惧，少了一份纯洁。
“正是由于您的极端处理方法，使得班干部都只能是一个摆设，真正能够管理这个班级的同学恐怕也无能为力了吧！您的办法虽然快捷，但效果怎样您不知道，您所看到的是一群温顺的小羊羔，可您不在时，看不见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变成一群调皮的猴，由于您的极端，导致您看不到同学们真实的一面。”
实录到这里，我以为人们已能看到女孩的敏感和直率，对于中小学多年来以严格管理为主的威权式教育，她在压抑之下所自然萌发的反抗，已经上升到自觉的层面。在此，我要节制自己的情绪，提请读者注意，这位班主任，乃是校长兼任，因此少女诗人冯翠玉的这封信，所显露的内容，我以为，不仅仅是一个班级，而是一个学校的教育文化，而这里，特别需要剔开的是对这位校长兼班主任个人的任何情绪，方能客观地理解，为什么在这位严厉的校长调离之后，这里的管理理念，依然会让午休时的大楼铁门紧锁。
不过，如果仅仅节录到这里便止步，恐怕对于生者，对于老师而言，并不公平，所以我就完整记录下来，不惮于劳烦各位读者了——
“我给您说这些并不是说您班主任当得不好，只是我以为让您知道这些对您管理这个班级有帮助，我希望您能和我们成为真正的朋友、能够对您掏心掏肺的朋友。
“放暑假了，您的实践作业，让我体验生活，感受生活对父母家长带来的沉重的包袱，您的作业也很合理，但我却不能将所有都完成。
“您在放假前所说的话我都记住了，但却不能将所有都付诸实现，例如，您让我们利用这个假期为家庭创收100元现金，我就无法完成，因为所处的环境，我无法找到这样的事情，我无法完成，只能对您说声对不起了，同时也对我自己说声对不起。
“除了这项作业，其他的洗衣、做饭这些活是我包揽了，但我没有下地去帮妈妈做农活，只是每天在家里照顾年仅一周岁的小妹妹，这件事虽不比下地劳动来的辛苦，但却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而且比下地劳动更费劲，我想您会理解的对吗？
“其他的事情，您说做了就要记录，我没有，因为我认为您应该相信，您也不来见家长，更何况就算我记录又能怎样呢？我的妈妈从未念书，她也不知道我写了些什么，但她是一个好妈妈，她会用大脑认真记录我的点滴，她会是最好的证明。
“真的很对不起，这话既是对您说的，也是对我自己说的，我不是不想完成作业，我也无能为力，所以我希望您不会怪我。
“就说到这里吧，X老师，有机会我会再给您写信的。”
这，就是全信的主体，这个在信里寄托了担忧、忐忑、质疑与不安的少女，在信末的祝语里诚惶诚恐地一连用了七个四字成语：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工作顺利、步步高升、心想事成、家庭和睦、笑口常开。
信的落款日期，是2007年8月23日。
看完这封信，我以为，难以正视却又不得不正视的现实，压抑着这位少女诗人冯翠玉的心，所以她将质疑和无奈的解释一一列陈于纸上，也许是想要急切地从中挣脱吧。
冯翠玉大胆的质疑与惶恐、不安的心思，我以为自己看到了，然而，校长并没有看到。新任的校长，也许更没有看到，治下这些孩子，平日里面对这威权时恐慌的心。
我该怎么来看她呢，这个在年方15岁时就这样对多年的威权教育表示不满和反抗的女孩，却只能将质疑无力地书写在发不出的信里，在她生命的最后一霎，竟被那象征严格管理的威权的铁门，紧紧关闭在生命之岸的那一边！她那不安的反抗的心，如若这天我没有来到她的小山村，也许，便会如同她那悲惨的遗骸一样，在山谷里慢慢消弭。
她弱小的声音，她的反抗，也许就如这封信一样，并没有上达到教育者和管理者的内心，于是，在这次空前惨重的天灾面前，她和百余名伙伴那柔弱的身躯，在威权的铁门前撞击的声响，也在刹那垮塌的废墟下，化作无声的呜咽。
心已无可再孤独
“摸去脸上伤，再次诉苦恼，”记起她亲笔书写的诗句，看到她亲笔书写的发自内心的信。这封充满质疑和困惑、不安的信，在书写者葬后第十天被翻出来，展示在我的面前，这，该是她如诗中所述，是在九泉之下，摸去脸上的伤痕，再次倾诉烦忧么？
“头天晚上还给我打过电话，她对我讲：我很感伤。”冯良斯说。
他是冯翠玉的三叔。四个兄弟，都在外打工，他本是在成都打工，地震前回的家。翠玉跟他很亲，对他说，我给你们四个人每人写一封信，信，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为啥子感伤呢，”他回道，“她没说”。
我在冯翠玉的书里，细细地翻，她那已经翻旧的书，里页竟没有一笔划痕，“她太爱惜书了，”我感慨道。
但在那本厚厚的资治通鉴里，我找到一张纸。
它叠成一个小小的方块，藏在书页的深处。
我将方块递给她的父亲冯忠斯。
他展开这张左上角被撕破一小半的纸，将撕破的小块拼到纸片上，看了看，然后对我说，不算什么隐私。
我接过来，拼在一起。冯翠玉用蓝色钢笔，在一张A4大小的信纸上，写了满满一页的孤独：
“孤单的人，为什么就永远笼罩在孤独的阴影下，我就是命中注定要孤单吗？注定要一个人面对所有的困难么？每当我孤单的时候，真想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一吐我心中的不快，可是我找不到一个可以将我心底的秘密吐露给他的人。
“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发现一个值得完全付出的朋友，值得我倾诉的朋友，人，为什么总是想去欺骗他人，总想对别人讲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我遇到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懂得倾听别人的秘密，懂得聆听别人的内心，也不懂得体贴别人的感受。
“难道初中生涯中知心朋友真的与我无缘吗？还是缘分已与我擦肩而过了，或许是它曾降临在我身上，是我没有把握住它、珍惜它的来之不易吧。”
“期年转眼过，跨过相思桥”，冯翠玉的诗句，与她吐在这页纸上的苦闷，是在相互印托么？在少年的时代，男孩的心，总是容易迅速地被喧嚣充满，我的少年时代，也许也有过如此的迷惘，但打打闹闹、写写自以为感伤的诗，就轻松过去了，而女孩，一个少女的苦闷，即便是在二战的恐怖时期，就如安妮那样，总也有写不完的秘密。与历史一样可悲的是，当我们认真阅读、倾听她们心灵的时刻，这些孤独的女孩，却已经魂离凡尘。
“我真的想找个人与我分享痛苦与快乐，我想得到一份纯真的友谊，我想拥有一棵纯洁、真诚的友谊常青树。
“谁能回答我，这份真情何时会降临到我的身旁？
“请给我一个答案吧，苍天！
“我等待着它的出现。”
这份渴望真情、期盼不再孤独的自白，深深地震撼了我，我想要带走这张破碎的信纸，但不忍对她的父母说出这样的话。
在她的心，已经无法再孤独的时刻，我，作为一个悲哀的无力的记者，来到她那黑瓦青砖、单薄却在八级强震中奇迹般没有倒塌的房屋之前，在她悲伤得无法再落泪的双亲面前，来倾听了，却再也无法听到她的一丝声音。
我将印满她心声的纸，展平在膝头上，用手机，一点一点地拍下来，还有那封写给老师的信、照片。我抑制住了想要带走她片纸只字的冲动，对她的父母而言，已经失去了心爱的孩子，我怎忍心再带走一丝一毫的她的纪念？
我再次翻过她的日记，拍下她的笔绘。在后边空白的页面上，她用铅笔，勾勒出一个歪着嘴坏笑的、穿喇叭裤短帮高跟鞋的少女，这是她对自己的心理素描么？而在另一页，这个画中少女一本正经地打着领结，穿着西服西裤和正装皮靴，旁边画着挂在模特上的珠宝胸坠，这是她对自己未来的期许？翻过页面，在远处花、树的背景前，一个着短袖T恤和搭肩长裙的小姑娘，在披着长发浅浅地微笑着，这是她对自己此刻的现实的描绘吧，她在照片上，也留着同样的发式。这个浅浅微笑的少女，还在日记本上画有形态逼真的莲花。从她自己对未来的铅笔描绘里，我们恍若看到，如果这一场悲剧没有发生，那么不到十年后她将是一个时髦的白领姑娘，可我们不知道的是，那时她的诗与她的信笔描画，将会将她带入诗一般的浪漫，还是画一般的优雅呢？
日暮时告别这个悲伤的家，这个悲伤的村子，从竹林边走过，那个曾在狂风过后扶整青竹的少女，从此不再来。
那么，“待到新春时，再来看丽娇”吧，且等到春去春又来时，再来这深山里，来寻摸少女诗人那印入竹林深处的欢声笑语吧。
当夜，我在清凉的竹风里离开骑马乡，在深夜赶到木鱼镇，路经中学校园之时，我和同伴没有停下，没有进去看一眼。聆听了这样悲惨的故事，我的心已经无法再承受多一点了，我无法面对这个学校，我不能再想：那近400名少年，在地动、楼塌和铁门的三重夹击下，该是怎样的恐惧、无奈与悲哀。
附记：23日－24日在骑马乡、木鱼镇和青川县城采访期间，记者和同行的朋友朱鸿（他采访的是一对在木鱼中学同时失去两个儿子的夫妇），一直都未能找到教育部门的官员和木鱼中学的管理人员与老师。
23日深夜，木鱼镇镇长刘强对我说：“我才来木鱼镇1年多，过去在县民政局，关于‘危房’，虽然不能确定这么说，不过我也打过报告，还没有来得及……”木鱼镇的财政收入，震前全年只有50万元，不及办公经费的半数。
24日凌晨1点，青川县县委书记李浩生对我说：“县城、学校在地震断裂带上，是最大的不幸啊！”
6月2日—3日，记者在写稿过程中，查阅到当地官方的说法是，木鱼中学不是危房。
关于锁铁门与教育管理以及灾难的关系，记者没有查到任何人的任何提法。
此外，有家长反映说，由于死亡现场十分悲惨，许多家长只能凭借衣着来辨识遗骸，有的家长连续认错并埋错孩子，导致死者登记与遗骸尸骨实际数目不一，到目前仍然有学生被宣布为失踪。
木鱼中学的学生死亡人数在记者采访的24日，公布为286人，失踪十余人，但23日本报记者从青川县委宣传部拿到的材料说，死者为305人，疑为对失踪者的统计办法不一。不过，当地百姓均对此数目表示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