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真实：民谣的力量

　　回归真实：民谣的力量

　　■观察记者 刘 静 文/摄

　　5月骄阳下的杭州，因为一场突然而至的音乐节而顿生了一股浪漫和激情。作为今年西湖博览会的第一个启动项目，首届杭州•西湖现代音乐节在西湖边的大草坪上，以“最爱民谣”为主题，用一种自然、朴素的方式，开始了它真实而充满力量与激情的歌唱。

　　真实，所以感动

　　也许所有能直击人心的音乐，都来自歌者真实的吟唱，这里的真实，即包括歌声，也包括态度。

　　西湖天地足有一个篮球场这么大的草坪上，满满地被扎堆的人群覆盖，即使骄阳似火也全然不在意。

　　连续两天、长达11个小时的音乐，只有一个共同的中心，那就是人民的歌唱—民谣。

　　选择民谣作为首届杭州•西湖现代音乐节的主题活动，主办方之一的杭州红星剧院陈国欣经理认为，这是一种互相的选择，民谣之于西湖，西湖之于民谣，都是浑然天成的搭配。

　　而对于歌者，他们也兴奋到无与伦比。

　　老狼，这位校园民谣的坚实代表，踏进音乐节现场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鞋脱了，赤着脚在草坪上走，然后找了啤酒，坐在草地上，望着台上熟悉的歌手，合着拍子听周云蓬唱歌。而当老友叶蓓邀请他上台合唱《在劫难逃》时，他二话不说，就兴冲冲地跑上去，拿起话筒就和叶蓓唱了起来。

　　而当他自己终于在5月3号晚上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唱起《百分百女孩》、《北京的冬天》、《在劫难逃》、《等待》、《晴朗》时，全场的人都开始在他的歌声中回忆起那些只属于青春的回忆，关于爱恋，关于无悔，关于躁动。

　　周云蓬，原名云鹏，在觉得鹏字太强势之后，毅然决然地改名草字头的“蓬”，意味一种类似蒲公英的无根草。在音乐节现场，他仍然带着那副遮挡失明双目的黑色墨镜，仍然用他深沉的声音敲打着观众的心。

　　有人说他是最具人文气息的中国民谣音乐代表。也许正是因为看不见，就滤去了一层尘世的浮华，就能够沉淀下来安心地思考。

　　小娟，是个拥有清秀纯净的外貌，和一副温暖嗓子的女人。她带着山谷里的居民乐队，唱着《我的家》，“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

　　她说她喜欢杭州，一听杭州，心就动了。小娟的声线美好、从容，在暮色中是如此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

　　颇受歌迷喜欢的万晓利，一如既往地穿着蓝白相间的海魂衫，只是多了一个俏皮的帽子，让人忘却了他京漂十年的沧桑。

　　他脖子上挂着口琴架，几乎每首歌都会吹上一段，然后又会在唱完之后因为太投入，而让口琴不小心掉了下来。这时的他就会耿直的道歉，掺着北方口音说：“不好意思，带的零碎太多。”

　　他的歌有着贴近生活的幽默和智慧，比如他会唱：“姑娘啊，你真傻呀，可你别害怕，我比你更傻”，他还会唱：“伟大的灵魂让女人去回话，她说只要是有钱别说我爱他我更要嫁给他”。

　　当然还有李志。同行的人说，他现在不再唱《凡高先生》了，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幸福。但是在音乐节现场，他还是在唱歌的间隙不紧不慢地点起一根烟抽两口，还是会在唱到动情处仰望万里晴空。

　　李志是个悲伤的诗人，而且他确实在唱完《人民不需要自由》后，说了一段诗，“这是最好的年代，这也是最坏的年代，这是最纯洁的年代，这也是最肮脏的年代，这是最和谐的年代，这也是最暴力的年代，这不是你的年代，也不是我的年代……”因为共鸣，不管是穿着T恤牛仔，还是长裙凉拖，观众每每感伤落泪。

　　还有一连串无法抹去的名字—我行我素的摇滚女歌手姜昕、土生土长的“甜蜜的孩子”乐队，科班出身的才女叶蓓，秉承西北民歌精髓的苏阳……在这里发生的，不仅仅是一场西湖边的音乐节，更是一次可以被载入中国民谣史册的聚会。

　　一种小众化享受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民谣的力量在于直接、真实。真正的民谣不是被摆在货架上的商品，它应该是活生生的意识，一种最基本的心灵中涌动的声音，它不该被披上任何衣装。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民谣注定只会在小众间流动。

　　经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李春波、艾敬为代表的城市民谣，以高晓松、老狼、叶蓓为代表的校园民谣这两种民谣形式的火热之后，内地民谣似乎沉寂了。著名乐评人李皖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民谣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并且已经形成了多个派别，它们便是：

　　—以小河、美好药店、万晓利、周云蓬为代表的酒巴民谣群体。

　　这个群体活跃在北京的酒吧，每一位都是器乐先锋。周云蓬是该群落中最完美的人，不仅突出地兼具了这个群体共有的民间精神和先锋精神，也兼具了他个人独有的孤傲的内向型诗人和民间落魄艺人这两种角色。他的《中国孩子》是一张可以和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媲美的民谣杰作。周云蓬让我们看到，真相通常都被包裹着，温良平常，而一旦打开来却是无比的残酷、直观、惊心动魄。和史铁生一样，周云蓬也是悟到残废是一种宿命的人，他说失明是一扇门，只对他打开。“我瞎了，你看得见，这两样人生，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局限，各有各的妙处，都是一种体验，不可以同时兼得。”

　　—以洪启、小娟、李净禅、野农、何力为代表的新民歌运动群体。

　　新民歌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新民歌运动对形式创新毫无企图，看重的是近乎普世性和永恒性的美，力图在每一首歌曲全面贯彻和锤炼美的琴音、美的旋律、美的歌声、美的词句和美的品德。

　　其中一个唱片成绩卓著的人物是武汉歌手小娟。小娟不只有好嗓子，不只是毫无杂质，她的魅力本质上源于一种自然，她的唱法很轻唇齿音清晰，近似于在人耳边低语，但她的柔软的杀伤力几乎是一击而中，像那句著名的英文：“Killing me softly with your song”。

　　—以陈建年、苏阳、野孩子、王城为代表的地方民歌群体。

　　苏阳和野孩子都直接采用西北民歌的形式，由此他们成为在流行音乐里用北方话唱歌的人。歌曲多以抒情、颂赞、聚众、歌舞为主，它们关注当下文明冲突，歌词多为叙事和批判。

　　但同是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民歌这种体裁，却为苏阳和野孩子带来迥异于当代民谣和摇滚的艺术表现。赋比兴的手法被广泛运用，乡土旧词成为歌词创作的主要语汇，同样是控诉和揭露，苏阳和野孩子往往用语不张，锋芒不露，显露出北方人温良、敦厚、沉默甚至木讷的地域秉性。

　　生如夏花的年代？

　　民谣歌手的生存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生存问题，更是一个音乐问题。

　　现实中的民谣歌手似乎更像民间艺人、城市和村庄的流浪者，他们靠歌艺生存，为自己创作，为普通人献艺。

　　周云蓬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讲述过自己的故事。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做色拉油的工厂，具体工作是呆在家里，每个月去工厂领150元生活保障金。几个月下来，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寂寞的苟活，于是，说服父母，背上吉它去了北京，我想从此重新做人。

　　我在圆明园的画家村租了一间小房子，月租金80元。然后找到了工作，那也是我们盲人最古老的职业：街头卖艺。我每天清晨和小商小贩以及众多普通劳动者一起出发，背起吉它，扛上音箱，卷一张大饼，走到海淀图书城，这是我工作的地方。支好音箱调好弦，就开唱。从罗大佑唱到约翰列侬，到了晚上，背着半口袋毛票和硬币，回到我的废墟。如果这一天收成好，那么废墟就会变成天堂，我可以买一瓶啤酒，半斤猪头肉，犒劳一下自己，在酒肉香中憧憬未来。

　　1997年，我去了南京、上海、杭州、青岛、长沙，一路卖唱，偶尔在大学开一两次演唱会，结交朋友又匆匆离开，喝不同牌子的啤酒，不同风味的米酒。

　　1998年，我到了云南，在昆明那个灯红酒绿的春城，花光了口袋里所有的钱，然后狼狈地回到北京。

　　2001年，我只身去了西藏，站在海拔6000多米的唐古拉山顶，我感觉只要给我足够的设备，登上月球，也不在话下……”

　　大多数的民谣歌手都是如此生活，用歌声来维持生计，生活简朴，甚至贫穷。但他们自得其乐，自食其苦，民谣歌手们特别乐于这种生活，他们并没有强烈的成名冲动，更像是一批热爱自由的人，用很平和、生活化的心态自由自在地生活着。

　　2007年是民谣一段盛放夏花的灿烂岁月。在这一年，卑南族歌手胡德夫发行了平生第一张专辑；北京盲歌手周云蓬以自发渠道发行专辑《中国孩子》；广州星外星唱片以“美丽星民谣”为名集体推出京港台三地30张唱片。

　　而以台湾的陈绮贞、自然卷等为代表的城市民谣则似乎跨越了大陆民谣小众化的界限，实现了商业价值。

　　对于民谣音乐的未来发展，李皖认为从2007年民谣发展的情况来看，仅仅是一个序幕，以后将有更多的民谣歌手筹备自己的专辑，将有更多的民谣音乐厂牌出现，民谣歌手的知名度将进一步扩大。

　　但他也始终认为，民谣音乐的发展有赖于歌手接近普通大众，这才能保证创作拥有现实生活的根基，保证他们的创作是真实生活的反映。

　　因为就像周云蓬所说的，音乐不在空中，它在泥土里。